燃油税就是将现有的养路费转换成燃油税，实行“捆绑”收费。这种燃油税制实质上是通过将养路费“捆绑”到油价上，将每辆汽车要交的养路费转换成税费，在道路等公共设施日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大背景下，更多地体现了“多用多缴，少用少缴”的公平原则。它利用税收杠杆引导燃油消费者节能减排，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于国于民显然是利大于弊的好事情。

但有意思的现象是，燃油税的出台似乎是一个现代版的“狼来了”。一定有人不会忘记，几年前，当国际油价在40多美元时，有关方面称，燃油税将“择机”出台；当国际油价涨到60美元时，又有官员重复此言；但事到如今，国际油价已处在130多美元高位，并且曾创出过145美元的新高时，有关部门强调了“择机”出台燃油税的老说法。从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公路法，首次提出以“燃油附加费”替代养路费，到2004年11月《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正式颁布施行，乃至此条例运行至今天，关于开征燃油税却还是“只听楼梯响”。那么，关于开征燃油税，为何在10多年的时间内都难以“择机”？

从表面上看，燃油税改革屡次“难产”的主要原因是油价上涨。据记者了解，我国最初设计燃油税时，是按照国际油价每桶l5美元计算的。如今国际油价一飞冲天，在这个基础上，开征燃油税无疑会大大增加企业成本和居民支出，对国家和用油企业、个人都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在我国这样一个基础产品价格受到严格控制的体系中，如果上游产品燃油价格不稳定，那么，许多相关联产品或者服务价格将会出现混乱。

而从深层的原因分析并非如此。除国际油价飙升的因素之外，燃油税的推出还牵涉到多层利益的分割，包括征收环节及征税对象等。比如，由于航空、水运、电力等非公路部门、商业部门不需要使用道路，对于这些用油户来说，增收燃油税毫无疑问将使其营运成本陡然上升；再比如，农用油不用纳税，但是，又该如何界定购买农用油的身份，以及如何进行利益补贴？加之在燃油税出台后，一些随之产生的逃税行为如何管理？由此有人认为，开征燃油税推出来容易运行难，种种操作上的困难很现实地成为其推出的主要障碍。

燃油税何时开征为宜？时机选择看上去似乎是技术性问题，但实际是在重大经济改革问题上理念的差异。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等待国际油价平稳了再为之？油价平稳固然是众望所归的好时机，但实践证明，国际油价会因我们的主观意志而平稳吗？尤其在当前国际政治复杂，经济起伏不定，地缘冲突不断的大背景下，在供需矛盾和投机炒作共同作用下，几乎可以肯定，油价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难以稳定下来。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敢于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国际油价稳定从来就是相对的，如果过分强调它的稳定，则很可能错失改革机遇。

其次，我们是不是要等待先形成所谓的“合理的油价机制”后再为之？我国燃油价格形成机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一下子改过来，方方面面的确难以适应。但是，这种改革也不可能预先形成一种理想架构，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地探索。我国未来合理的成品油价格机制，应当是在可控与渐进的原则下由市场机制产生。当前重要的工作是，在相对合理的税改方案中，相对合理地平衡各经济部门、消费群体、地区间的利益关系。

第三，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消除所谓负面影响后再为之？任何改革都有负面影响，燃油税改革也不例外。比如，此税的推出无疑将遏制大排量汽车的生产与销售，影响相当一批大排量汽车生产企业的业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在汽车生产与消费结构上的调整，却正是多年来用其他方式难以奏效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对不可再生和替代的石油类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并非一时之策，它应当成为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战略方针，因此，燃油税应尽快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