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法国政府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工业政策——“科技竞争园区计划”，旨在通过设立科技竞争园区增强本国的创新和竞争能力。该计划如何操作，园区运作情况如何？——

    “要去法国。”

    “去干什么？”

    “采访科技园区。”

    “法国也有科技园区？！”

    即使是如我等“科技圈子”里的记者，在听说我此番西赴的目的时，都不断重复着上述惊讶。难怪法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裴泺岢博士行前对记者抱怨，提到法国，许多中国人就会和他聊香水、服装、美食，说卢浮宫、凡尔赛、枫丹白露，似乎法国就是与浪漫、古典相联系；其实，法国的不少高科技在世界上也是优秀的，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有着特别印记的卡，介绍它如何具有各种先进的功能，其核心技术，是法国的。也许，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促成了记者9月中下旬对法国科技的专访，采访的主题是两年前法国政府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建立众多科技竞争园区。

    法式推进创新

    “建立科技竞争园区，是为了增强法国的创新和竞争能力。”法国工业策略总局柯易司长介绍说，“实际上，这是一项围绕科技竞争园区进行的工业重组战略。法国的研发投入已达2.3%，但和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政府投入比例大，占到50%，私营企业投入不足；此外，从结构上看，法国经济专业化相对不足，一些大型企业已进入世界一流水平，但小型企业数量大，中型企业数量少。因此，从1997年开始，政府就出台各项政策和法规，从税收、资金扶持等方面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与科研机构、大学合作，创新有工业潜力的技术。而2004年开始建立的科技竞争园区，则是在一个确定的地理范围内，汇集在共同的项目领域进行创新性研究工作的企业、培训中心、科研院所、大学等机构，并具备能够获得国际知名度的必要规模”。

    显然，科技园区早已有之，柯易谈到，法国也参考了美国、日本等国科技园区的模式和经验。但在采访中多次听到被采访者强调法国的特异，如“法国是一个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等方面介入较多”等等。实地采访让记者也感到“法国特色”在科技竞争园区的模式和运作上也多有体现。

    资金永远是第一主题。柯易说，为了支持科技竞争园区的实施，法国政府3年内投入15亿欧元扶持款项。拨款的渠道、形式和管理富有特点：既有各部委提供的扶助性贷款（每年平均2 亿3千万欧元，也有国家公共机构提供的补贴（1亿7千万欧元），还有减免税收和社会福利分摊金（1亿欧元）；这些资金被合并为部际统一资金，纳入企业竞争基金（FCE）。此外，地方政府（法国有22个大区、95个省）也向园区提供财政支持。

    如何获取，谁能得到科研经费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国内常常听到有关这方面的非议。法国园区实行的是招标制。资料显示，在每年举行的3次招标中，67个已确定的科技竞争园区中，有57个园区的165个项目通过投标得到研发资助。在里昂生物技术科技竞争园区，园区科技主任Mandrand介绍说，他们主要进行传染病如禽流感、丙型肝炎等的诊断、疫苗和治疗方法的研发，通过招标，国家对上述项目一共提供了总额3700万欧元中的1300万（一般国家提供所需资金总额的30%），其余资金由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投入。参加园区的各科研机构、企业、医院等组成协会，需要得到资助的项目首先向各方代表参加的协会理事会提出申请，理事会主席由成员单位选举产生，政府代表在理事会只是一个成员。工业策略总局柯易司长曾表示，中央政府的投入主要用于研发。对于各园区推荐的投标项目，政府主管部门评价后，再组织专家组（包括国外专家）评审。主要考察项目的技术工艺水平、未来5年的发展预期、创新能力、扩大就业、财政经济因素、市场前景等方面。柯易强调，获得资助的项目参与各方必须签署详尽周密的合同协议，内容包括技术创新承诺、时间表，不同阶段资金到位时间，知识产权分配（国家不参与产权分配），政府根据合同和研发的进展投入资金，最后的资金是在项目完成之后到位。

    梅里亚公司是世界著名动物疫苗生产企业，公司研究主任及禽流感项目主任奥多纳对记者说，禽流感项目是里昂园区的第一个项目，由三家企业梅里亚、巴斯德和Biomerieux以及国家科研机构参与。项目目标是通过新方法从病毒学等方面研究禽流感，研制人畜预防用疫苗。他说，他们的合同协议制定得非常细致，每个参与机构的任务很清楚，如有关知识产权的分配就规定：动物疫苗归梅里亚，人用疫苗归巴斯德，Bio则享有临床方面的知识产权。记者注意到在：在奥多纳演示的幻灯片中，显示项目所需经费预算的金额，精确到了个位。

    我们为什么选择了这里

    法国现有67个园区是在申报的一百多个申报候选者中遴选出的，据称其中有6个“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无可争议的领先优势”。记者此次走访了其中的两个，除了上述里昂生物技术竞争园区外，还有位于格勒诺布尔的纳米技术竞争园区。此外，还有9个园区“负有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前6个园区水平的使命”。

    在2006年法国政府发布的项目招标文件中表明，园区要使研究人员和企业家在国家和私人合作的框架内行动起来，投入到新的项目中，激发出巨大的创新能力。

    格勒诺布尔所在的伊泽尔省经济开发署主席Giraud说，纳米技术竞争园区聚集了欧洲分子生物实验室等数家尖端科学实验室和数十家有竞争力的企业，另外还有格勒诺布尔综合理工大学等4所著名大学。历史上这里的研究机构与企业、学校就有很好的合作传统，而园区的建立促进了这种联合。他举例说，这里的国家微纳米研究中心是纯粹公立的，成立之初，就邀请三家著名国内外公司与之合作。原子能与信息技术研究所1984年就了第一个与企业联合建立的实验室，此后一直如此，很多实验到企业中做。

    在微纳米研究中心，主人告诉记者，这里的大学、企业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格勒诺布尔综合理工大学在中心有两个实验室，大批学生来这里进行实验，中心参与微纳米技术专业毕业证书的颁发。理工大学有十个工程师学校，没有自己专门的实验室，他们或使用企业的实验室，或与企业、研究机构联合建立。企业也租用他们的实验室，实验室利用率在75%以上。

    萨瓦湖一汪碧水镶嵌在阿尔卑斯山峦中。位于湖畔的可再生能源科技竞争园区仿佛让人置身旅游胜地。这里的国家太阳能研究所室主任Joly 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他们研发的光辐转换器的性能。之后，记者来到距此不远的培训中心，中心负责人为我们具体演示了安装转换器等方面的技能。他介绍，研究所开发的新技术、新产品，培训中心总能迅速拿到，他们在培训技术人员的过程中，也会及时向研发部门反馈技术信息。在这里培训的人员，都是即将从事这方面安装工作的企业人员。

    Cervantes先生是德国IBC公司设在园区太阳能子公司的总经理，他的主要业务是推销高质量的光辐转换器。记者曾询问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他说是慕名而来，而且还邀来几个合作伙伴。他详细讲了萨瓦园区吸引他的技术研发水平、孵化器的功能、培训的环境和质量等等。中午，我们在湖边的餐馆外吃饭，席间，他指着波光粼粼的湖水，对记者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了这里的原因”。

    短短几天的采访，对法国竞争园区的了解只能是浮光掠影，所见所闻肯定难以涵盖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工业、科技的战略行为。柯易司长就对记者坦率表示，已经建立的60多个园区中，有30多个发展得非常好，有20个左右进展正常，有10个左右运行不太好。记者询问进展不好的原因何在，柯易的回答让记者多少有点云里雾里，他说不好的原因主要是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调有问题，太强调各自的利益，考虑政治方面太多。“政治”太多？什么意思？

    密切中的差异

    中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时时能感到。法国外交部亚洲司长和新闻司副司长的中文水平令记者吃惊；在园区实验室，在大学，经常有机会和在这里工作和学习的同胞“神侃”；被采访的不少科研机构、企业、学校、项目的人员都特别谈到他们与中国或有合作、交流，或在中国有办事机构；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进入法国，如蓝星公司在法国就有三个厂家，虽然一般而言，中国的企业规模不大，投资有限；“中法年”有声有色，用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话来说，埃菲尔铁塔被五星红旗染红……

    也许，正是中法之间关系的这种非同一般，让记者每每下意识地进行两者间的比较，特别是在科技、文化方面。

    在萨瓦园区的最后一天，记者采访了萨瓦大学的罗灵爱教授，她从事化工方面的研究和教学，记者还见到了她带的来自中国的博士生马强。罗教授是中法化工环保可持续发展实验室的法方主任。由于在中国和法国都呆了多年，谈到中法的异同，罗灵爱颇有感触：有时，法国人办事显得刻板，“效率底”，比如，一次中方科技人员来访，应是法方负责旅店费，可能沟通不够，中方先付了，法方为了退还中方费用，转帐竟弄了一年多，因为各种规定太严格，和国内对不上拍，所以不断反复；而反观国内，办事快，但有时不守规矩。她回到中国，常有人问她“有什么项目？”她认为将科研经费和个人利益联系起来是有问题的，这在法国不可想象。记者在其他园区采访时，也追问过科研经费的使用问题，得到的答复是：绝对不可能用在其他方面。

    采访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记者往往想弄清楚园区上下的隶属关系，而东道主的解释却往往令人越听越糊涂，他们使用的更多的是“合作”、“协调”、“伙伴”之类的我们常常感到有点不塌实的词。实际上，用中国的目光看，法国的有些机构设置就令人费解，比如“国家各部委”包括工业部、装备部等，还有国土整治和竞争部际代表团（DIACT）；而所谓“国家公共机构”则有国家科研署、国家科技成果推广署、国家工业创新署、法国信托投资局等等。采访令记者强烈感觉到，仅仅了解一个国家体制层面的具体做法是远远不够的，民族文化的差异、法制程度的高低、人员的素质不同，都深刻地影响着体制运作的效果。

    在巴黎，记者曾与巴黎十一区大学Chapuisat校长共进午餐。席间，谈到创新，谈到科研评价标准，考核方式，校长举了本校的一个例子：最新一届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得主是他们学校的Werner教授。此前，Werner先生有7年埋头他的研究，没有任何成果。记者问：难道就不对他进行考核吗，别人会怎么看？您作为专业是化学物理的校长，怎么能知道或保证他在沉没这么久之后能一鸣惊人？校长笑了笑，似乎答非所问：我首先是教授，而且我们了解他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说到SCI，坐在一旁在十一区大学和法国科学院做博士的中国留学生赵魏生表示，国内不少机构太看重SCI，导致大家以此为大，其实很多上了SCI的论文也只是低水平重复。校长插话，SCI只是他们十几个判断科研成果的指标之一。校长也带过中国留学生，记者请他比较中法学生的特点，他认为中国学生用功，基础扎实，但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似乎欠缺一些。罗灵爱教授也觉得带法国学生要轻松许多，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因为学校工程师实验课程占到三分之一。

    记者在巴黎寄宿的旅馆看到一份报纸上有关来自新疆的一家经营西红柿食品的中国公司到法国创业的文章，其中谈到中国公司在法国遇到的文化等方面的困惑和障碍，这让记者联想到罗灵爱教授说的一句话：中法在文化等方面有许多相近之处，不止一个中国科技人员对她表示，和法国合作是最愉快的。这也许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密切中的差异，也许有助于中法之间增进相互理解和借鉴的动力。

    罗灵爱告诉记者，10月份，中法将建立再生能源联合国际实验室，她将再度出任法方主任，她的中方搭档将是大连化学物理副所长张涛研究员。预祝他们合作愉快。(本报记者 张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