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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条件和基础：人文历史
“泛珠三角”（通常被称为“9+2”）区域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等九个省区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与珠江流域文化圈及其辐射地带（如四川）基本一致。珠江流域文化圈包括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南中国海沿岸（包括港、澳、海南、闽南）等地域，是多民族分布地区，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珠江流域已经形成了具有内在文化传统的密切的社会、经济关联。“泛珠三角”概念的提出，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9+2”省区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章重点分析珠江流域文化圈的形成和整合过程，重点描述多元一体格局下“泛珠三角”区域丰富的族群和文化，以及区域合作的人文历史基础。
一、珠江流域文化圈的历史渊源
讨论文明，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大河文明。大河上下，或草场、或山岳，或湖泽、或平原，各种景观构成复合生态系统，宜牧、宜猎、宜渔、宜农，成为文明的发源地和文明生长的中心区。人口和资源压力下的先民循着江汊河枝，拓展着大河文明的腹地。河岸溪谷，是族群和文化因素交汇碰撞的天然通道，社会组织在冲突和整合中迈上更高级的阶梯；而河口三角洲则往往是远洋贸易的集散地。尼罗河的定期泛滥淤积了肥沃的耕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激流冲刷着早期城邦的围墙，印度河的洪水或许导致了哈拉帕的衰落，滔滔长江串起大溪、屈家岭、河姆渡、良渚，滚滚黄河哺育出甘青彩陶、商周重器、魏晋风骨、汉唐盛世。大河文明，当是文明之源头、文明之根基。
珠江也是这样一条大河。珠江水系由西江、北江、东江与珠江三角洲水网构成，珠江出云贵，下两广，三江合流，直面南洋。以长度计，奔腾二千余公里，仅次于长江、黄河、黑龙江；以流域面积计，泽惠四十五万平方公里，涤荡两广和云贵；浩浩荡荡，年径流量仅次于长江，堪称巨川。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珠江流域文化圈的历史和特征越来越清晰。珠江流域文化圈涵盖的范围除了包括本水系流域和发源地外，还包括相邻的韩江和沿南中国海诸江河的流域、发源地以及辐射地带。
（一）珠江流域的史前文明
这里是早期人类的重要发源地，发现过马坝人、柳江人、都安人等智人化石以及旧石器晚期的猫猫洞、宝积岩、上宋村等地点。中科院院士、著名史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认为远古的人类化石和石器工具应该到云、贵、川这一地区的第三纪地层去找，这是最有希望的地方。他在1978年发表的《中国大陆上远古居民》一书中曾经说道：“我国西南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看，位于人类起源的范围之内。云南不仅发现了腊玛猿化石，而且在元谋上那蚌地方距今大约一百七十万年的地层中还发现了元谋人牙齿和石器，就是有力的证据。”不管人类起源是南亚或非洲，作为人类迁移的主要途径，连接云贵高原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各大河流(作为东西向的通途)、中国西南横断山脉下的各大河流(作为南北向通途)都处于不容忽视的地位。
珠江属于亚热带石灰岩、红壤和水稻土地区，降水丰沛，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地理景观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有差别。珠江流域尤其是西江流域范围内，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都很繁荣，考古发现非常丰富。尽管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比较，珠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尺度尚宽，空白仍多，有些重大学术问题仍然存在争议，但珠江流域粗线条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基本建立。从上游算起，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贵州盘县大洞遗址(距今10万~40万年)位于西江上游的南盘江流域内，经初步试掘后已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其中包括人牙化石、打制石器和骨器，还有40多种哺乳类动物化石。经年代测定，其文化层的延续时代较长，距今10万~40万年之间，是一个难得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接着是在广西百色地区发现了大批的含手斧形器物的砾石石器，这种砾石工具广布于西江上游另一条支流右江的高阶地上，经年代测定结果初步确定为距今60万~70万年，这种砾石在西江中游与贺江和桂江交汇地段也有发现。还有，早在1950年代已发现的柳江人化石是世界闻名的晚期智人阶段的典型化石。1978年秋和1989年冬，封开峒中岩先后发现了两颗人牙化石和大批的哺乳类动物化石，距今14.8±1.3万年，比曲江马坝人化石还早2万年。1992年，封开庙边罗沙岩洞穴遗址中发现了人牙化石、人工打制石器和大批哺乳动物化石，这个遗址包括了三个文化层，代表了三个不同年代的文化，即第四、第三、第二文化层分别距今7.9±1.5万年、4.8±0.5万年、2.24±0.16万年。珠江流域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遗址众多，除了封开黄岩洞及附近的罗髻岩遗址，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处于西江流域上游的柳江和漓江阶地上还有桂林的甑皮岩遗址、柳州的白莲洞遗址、大龙潭鲤鱼咀遗址、兰家村遗址。这些发现表明当时西江流域生产水平已发展到了较高水平，文化与经济也有较大的发展，而且形成较多的人群聚落，成为原始社会早期发展中心地区之一。
到了新石器时代，这种繁盛状况更为显著，封开杏花乌骚岭新石器时代墓地在仅有150平方米范围内密集地排列着111座墓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有力证据。珠江流域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为文明起源提供了良好基础，但同时通过考古发现这一流域已经出现了不同文化适应不同生态的端倪。珠江流域动植物资源丰富，渔猎-采集经济似乎应该延续较长一段时期，但是各种迹象表明这里可能是早期作物栽培中心之一，较早地开始向农业生产过渡。南宁豹子头遗址、柳州大龙潭鲤鱼咀遗址、桂林庙岩遗址、大岩遗址、阳春独石仔遗址、封开黄岩洞遗址上文化层和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上层等都是明显的例证。它们都属于含大量贝壳类的遗址。狩猎的活动也由于森林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而大有改善。收获量大大提高，除了供应量外仍有富余。这就给家畜饲养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出土的兽骨中已清楚地表明，猪已开始被饲养。封开黄岩洞、阳春独石仔和柳州白莲洞等遗址出土的穿孔砾石石器和磨石，以及近期桂林的庙岩遗址出土了距今18万年的原始陶片，可以看成是加工某种谷类作物种子的工具，很可能是采集已发展到集中采集的地步。这是原始农业诞生的前奏。上述的情况出现，证明人类活动范围已从洞穴和森林扩大到水边及阶地上，在河流的交汇处形成聚落，开始了半定居和定居的生活，为文化和经济发展中心的形成打下基础。
岭南新石器晚期遗址大体可以分为山冈（包括洞穴）、坡地（台地）、贝丘和沙丘（沙堤）几类，前两者农业经济特征比较鲜明，后两者渔猎采集特征突出，考古学文化面貌也显得落后些，各类遗址反映出居民因生态环境的不同产生出不同的适应方式和经济模式，这已经为珠江流域多元族群埋下了伏笔。
（二）“泛珠三角”区域族群的历史渊源
先秦以来，主要有百越、苗蛮、百濮、氐羌、巴、蜀等族群活跃在“泛珠三角”区域，同时，横断山区、湘桂走廊以及南岭通道历史上是北方族群南下的走廊，一些族群经此停留再南下中南半岛，族群间的迁徙、演化、融合、分化情况颇复杂。如瑶族按照语言可以划分为四个分支，分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瑶语支和苗语支、壮侗语族的侗水语支和当地汉族方言，语言竟不相通。在历史长河中，这些族群以及华夏族不断交流演变，互相融合同化，加上历代汉族的南迁，构成今天“泛珠三角”区域族群的基础。
“越”一名，见于《逸周书·伊尹朝献》，其云商汤时正东有越沤。《竹书纪年》周成王二十四年记“于越来宾”。《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云：“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尽少康之后也。”先秦时期，泛珠三角区域的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分布着一个很大的南方族群百越。关于百越考古学文化特征是：使用双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有夹砂或夹炭粗陶，有拍印绳纹；陶器组合有鼎、豆、壶共存，种植水稻；住干栏式房屋。百越活动记载最多的时代是春秋至汉末之际，属于百越系统的句吴和于越曾建立过强大的王国，并一度曾成为霸主。战国后期活动频繁的“扬越”，曾广泛分布于今淮南、长江下游和岭南地区。秦末汉初，闽越主要分布在今福建福州一带；南越分布在今广东和广南南部地区；西瓯大致分布在今广西西南部、越南北部。从汉开始，这些地区的民族先后被冠以“乌浒”、“俚僚”、“俚”、“僚”、“俍”等族称，如东汉灵帝时（公元168~189年）“郁林太守谷水，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万，这些名称下的族群显然与百越有十分密切的承接关系。乌浒人居地很广，“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广州之南、交州之北”。在乌浒人之后，出现俚僚、俍等族，他们分布“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一带皆有之，地方数千里”。这些地区含今广西东部，广东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到宋代，部分俚人接受汉化，部分或退入山区，在海南岛的称为“黎”，在广西的称为“僮”，1958年以后改为壮，以及后称的布依、侗、黎、毛南、水、仫佬族等。目前学术界一致公认，我国语言上属壮侗语族的民族都主要来源于古代百越民族中的西瓯和骆越两大支系。
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氐羌一些部落在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活动见诸史籍。早在3000~4000年前，云南生活着氐羌族先民。《后汉书·西羌传》载，氐羌分布相当广，“南接蜀汉徼外蛮夷”。秦国时，“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牦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方国瑜认为，羌族的每一大的支派，又分出很多小支派，这种情形大概在春秋战国以前已如此，牦牛羌别种名号不可纪知，当有自越嶲而南至云南境，这是云南上古羌族迁徙路线，只是不能推测年代而已。方国瑜的推测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云南洱海地区、金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在一些主要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上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相同：半地穴式住房或平地起建的粘土木结构房屋；瓮棺葬；陶器刻符；圆底钵；尖底瓶；带耳、带流、高领等特征陶器。“泛珠三角”地区属于氐羌族群的有：川西北的藏族；彝族秦汉时称叟、昆明，唐宋称乌蛮，元以后称罗罗，分布在川西南及云南；白族秦汉时称僰，唐宋称白蛮，居住在滇西；纳西族魏晋时称摩沙夷，唐称磨些蛮，活动在川西、滇西北金沙江流域；此外，唐宋时出现了和蛮（哈尼族）、施蛮、顺蛮、粟栗（傈僳）、寻传（阿昌）、锅锉（拉祜）；元明时出现了怒人（怒族）、俅人（独龙族）、遮些（景颇）、西番（普米）等族，近代以后又确认了基诺等族。
苗蛮又称三苗、苗、蛮，苗蛮族系主要分布于古代百越族群之西，最早来源可追溯到传说时代的三苗。《战国策·魏策》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杜佑《通典》云：“潭州，古三苗国之地。”又说：“岳州，古苍梧之野，亦三苗国之地……凡今长沙、衡阳诸郡三苗之地。”先秦时期群蛮广泛分布于今天“泛珠三角”区域的贵州、湖南、江西、岭南北部等地，曾长期从属于楚。苗蛮中流行盘瓠传说。到秦汉时，他们在文献上被称为长沙武陵蛮。今天的苗、瑶、畲三族，都认为自己是盘瓠的后裔，学术界认为他们与汉时的武陵蛮或武溪蛮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百濮是西南古老族群，《逸周书》曾载南方各族及贡献，提到百濮。百濮族系考古文化较难识别，在澜沧江下游是濮、越交错杂居地区，澜沧江中游是濮系民族居住区，上游则是氐羌族系民族居住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在滇西南有闽濮、身果濮等族群，唐代后逐步分布。据考证，古代的濮，后来演变为今天的布朗族（史称蒲蛮，自称“布朗”）、德昂族（原称崩龙，自称“布龙”）及佤族（自称布饶），也就是南亚语系族属。
铜鼓是古代南方越人神器，文化内涵丰富，在泛珠三角大部分地区都有过广泛使用，铜鼓文化的流行，是历史上泛珠三角区域文化交融和整合的重要标志。春秋时期开始，珠江流域古越人先后铸造和使用铜鼓。最早是云南楚雄万家坝铜鼓，距今约2600年，而珠江流域云南江川李家山铜鼓时代稍后，约在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之间。新中国成立前，流域内一些少数民族仍保持着浓厚的铜鼓文化风俗，壮族、瑶族至今仍使用铜鼓。铜鼓类型复杂，在珠江流域出土的就有8种，它们的大小、图案不同，反映的文化内涵也各具特色。但大类言之，可分为滇桂类型和粤桂类型两类。前者分布在南盘江、北盘江、红河水、柳江、漓江等流域，包括广西中部、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以及云南、贵州和广西接壤地区。粤桂类铜鼓主要分布在广西东部和广东西部，包括黔江、浔江和广东西江地区，地理上相连成片。
铜鼓因具有多种功能，被披上神秘色彩，因而成为公共活动的核心。作为权力象征，它有发号施令作用。作为乐器，铜鼓在各种红白喜事中大显身手。作为原始崇拜对象，铜鼓更具有驱鬼镇邪威力。铜鼓不仅广见于珠江流域，四川、湖南西部也是铜鼓分布之区张步天：《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四川雅州“邛雅之夷僚，俗信妖巫，击铜鼓以祈祷”《雅州风俗》卷7。；泸州一带“击铜鼓，弄鞘刀”《泸州风俗》卷88。；渝州“不解丝竹，唯击铜鼓”《渝州风俗》卷136。。这种铜鼓文化流行格局，充分显示泛珠三角地区古代民族有着共同器艺文化渊源，并彼此交流、融合，形成铜鼓文化风格的共同性多于差异性，也是区域间交流和联系日渐加强的一种佐证。
（三）汉文化成为“泛珠三角”区域的主体文化
“泛珠三角”地区的发展与汉族的南方扩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汉族前身的华夏族，势力已经东到海滨，南及长江中下游包括今天的湖南、江西等地。楚国在春秋时还是“夷狄”，到战国时已经成为诸夏的一员。楚国多次向南和西南扩张，“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庞大矣”《国语·楚语》。。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于是南平百越”《史记》卷65，《孙武吴起列传》。，楚文化（战国时期已经是华夏文化一支了）长驱直入岭南。而四川的巴、蜀两大族群，被秦国占领后也逐步华夏化，成为汉族的一部分。秦始皇征服岭南百越各族后,“谪徙民五十万戍之”。汉武帝元鼎六年冬，汉灭南越国，在南越设立南海、儋耳、珠崖、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9郡。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汉灭东越国，武帝鉴于闽越地势险恶，其人又多次图谋反汉，诏命各路将领将当地民众迁徙到江、淮地区，闽越遂亡。至此，长期处于半割据状态的东越、南越地区，均归属汉朝。以后历代，汉族不断南迁，在岭南，逐渐形成广府、客家、潮汕（福佬）等汉族民系。广府民系可以溯源至秦汉时南下的北方居民与南越、西瓯融合形成的土著汉人，再可追溯至晋唐时南下的北方居民与土著汉人和俚人的融合，至宋元时北方汉族再次大量南下岭南，经过一轮的族群融合，终于奠定广府民系的最终格局。到宋代以后，随着汉族政治统治的扩大和深入，包括宋中央势力深入贵州腹地，经济重心移到南方，进入泛珠三角汉人大大增加，深刻改变当地文化面貌，包括广府人、客家人大量进入珠江三角洲、粤东北和粤北；福佬人移居雷州半岛、海南岛。
从“泛珠三角”区域汉族的共同记忆可以看出汉族南迁的历史。如广东韶关南雄珠玑巷被认为是珠江三角洲一带主要族姓的发祥地，也是海外华侨的祖居。《广东通志》载：“相传广州诸旺族俱发源于此(珠玑巷)”。据中山黄慈博先生遗稿《珠玑巷民族南迁记》所载，有家谱族谱可查，先后在南雄珠玑巷南迁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有76姓、166族。还有被海内外的绝大多数客属宗亲称为客家“摇篮”和祖籍地的福建宁化石壁村。现在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绝大部分客属宗亲当中，族谱上都记载着他们的祖先在福建的宁化石壁居住过。有一百多个姓氏可以在石壁村的客家公祠里的神坛上找到他们的姓宗牌位。
在广西，军事移民和避乱入桂等因素是汉族迁入的主因。宋代以山东汉人为主，其中一个重要来源是随狄青入桂讨侬智高后留居戍守的士兵连同家属，后世代繁衍，后裔仍称“山东祖籍”，保持自己特有方言，分布在柳州、邕州一线和左右江沿岸。明人王临亭《粤剑篇》卷2记载，侬智高事件后，余靖任广西安抚使，“择江浙湖湘负材多智雄大之家，迁居左右江平衍饶沃之地，使自力食，以渐化兹民”，这对桂西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避乱入桂仍是移民主要原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静江（桂林）知府许中因上言，企图禁止并迁走已经寓寄桂林的移民而获罪，被降职一等，想见这些迁民数量相当可观，以致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铁山围丛谈》卷6记宋蔡绦流放博白时写道：“吾以靖康岁丙午（1126年）迁博白时，虎未始伤人，村落间独窃人家羊豕……。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众，风声日益变，加百物涌贵，而虎渐伤人。今则与内地无殊，啖人略不遗毛发。”博白迁居者之多，影响到老虎习性，从不伤人到吃人。介于两广之间的容县，“渡江以来，避地流家者众”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4。。南宋灭亡后，又有大量汉族南迁两广地区。
在贵州，“宋以后，汉族流寓频繁，时势所趋，不得不辟为疆土”《贵州通志·宦迹志》。。迁入者多为陕西、江西、四川等省区居民。嘉靖《思南府志》：“府旧为苗夷所居，自佑恭克服之后，芟夷殆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陕西、江西文化入贵，也势所必然。
在云南，公元前279年，楚国大将庄硚率领大军，直扑滇地征服了当地的少数民族。庄硚班师回国之际赶上秦国入侵楚国，切断了他回国的后路，庄硚就在滇地称王建国，史称“庄硚王滇”。唐代割据政权南诏四处用兵，掳掠土地和大量汉人，也是汉人一次大规模入滇，带来先进生产技术。明初，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领30万大军征讨元在云南势力，事后进行规模空前屯田，约有200万来自江浙一带汉人到来，形成强大汉文化圈。清代云南矿业大兴，又招致数十万汉人到来，加强了汉文化传播。
上述“泛珠三角”区域这类移民，汉族前身华夏族以及后来的汉族作为文化载体，在入居地安家落户，即是他们所代表的汉文化移植，并与土著文化发生碰撞、交融和整合。由于南迁的汉族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文化，较之土著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故能逐渐同化，乃至取代土著文化，成为“泛珠三角”区域文化主体，而各个少数民族族群，也在各自生存的空间内创造着自己的文化。
现在，汉族是“泛珠三角”区域的主体民族，在这一区域内，汉族又可以分为不同的民系、不同的人文地理区（亦称文化区），如大致可以分为巴蜀文化区、湘文化区、鄱阳文化区、岭南文化区、滇云文化区、黔贵文化区、八闽文化区等。各个文化区内又有不同的民系，如广府人、客家人、潮汕（福佬）人、惠安人、穿青人、讲标人等等，他们具有各自明显的族群特征。
以目前广东省的汉族为例，就可以大致分为四大族群，即客家、潮汕、广府和新移民。广府汉人是最早形成的岭南居民体系。广府人的方言为粤语，即广州话，是岭南古老的语言。根据语言学家的分析，广州话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岭统一岭南时期。当时大量中原人（称“中县人”）迁入以番禺为郡治的南海郡，与越人杂处，在语言上很自然地产生了相互同化现象。语言的混合，生成了新的粤语方言——以壮侗语为主体并融会了中原汉语的语音、词汇，大约在东汉时期已形成了粤语方言。随着持粤语方言的人不断迁移，完成了今日广州方言区的分布。广府族群分布很广，但一般都认为珠江三角洲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区。珠江三角洲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商品意识浓，并且易于接受新生事物和创新。
潮汕人主要分布在韩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是岭南第二大平原，在两晋以前，这里的居民是闽越人。自两晋移民高潮以后，中原及闽南的汉族才不断移入，从而形成了与闽南方言同属一系的潮州方言。潮汕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饮食习惯等文化特色。这里的人商品意识浓厚，以读书为荣，文化素质较高，亦不安土重迁。
客家先民是最后进入岭南的一部分中原移民。由于岭南的平原沃土早已为土著及早期移民所拥有，他们只好寻找无人居住的荒山僻壤落脚，形成所谓“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状况。客家人住山开垦，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家族生活。客家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中原封建望族，即使在迁移过程中仍然保持着望族的文化意识和封建宗法制度。由于文化优越感，他们不愿与“野蛮”的岭南人来往，宁愿过封闭、艰苦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因而客家人具有中原汉文化的气质和“诗礼传家”、“书香门第”的家风，以及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客家人的家族观念极浓厚，以读书上进为荣，因而文化素质高。
尽管广东的三大汉族族谱无论是族谱还是方志都可以追溯到中原，而实际上并不那么单一，即使是自认为是中原望族的客家人，实际上也是中原移民与当地土著结合的产物，如有些人原为客家人经民族识别被定为瑶族和畲族。在地理分布上可以分辨出不同的支系，如四邑、湛江地区的广府族群与广府其他地区迥然有别；潮汕地区海陆丰一带与汕头地区差别明显；分布地广的客家人，一些地方与“正宗客家”的梅县差异更大等等。
新移民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迁移到广东的外省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带是新移民最集中的地区，这里的城乡各地、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各个社会阶层都遍布着新移民，其中又以深圳、东莞、广州三地新移民密度最大。这些新移民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广东省的户口，但实际上常住广东，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从事一些劳动强度大的工作。这些来自不同省份的打工者各自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征，甚至集中居住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四川村”、“湖南村”等等。
二、泛珠三角区域的多元民族文化
泛珠三角合作不仅是经济的合作，也是文化的合作。在“泛珠三角”合作中，我们不能忽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世居和1949年前常住此地有聚居点的34个少数民族世居和1949年前常住泛珠地区且有聚居点的34个少数民族分别是藏族、土家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羌族、景颇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基诺族、独龙族、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族、水族、毛南族、仫佬族、黎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苗族、瑶族、畲族、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京族、仡佬族。，再加上各个文化区和民系的汉族，构成了多元一体的族群画面。多元的族群文化既是区域合作的亮点和创造力的源泉，又是在市场经济中应加以保护和发展的重要内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要发挥各族人民及其文化的主体地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保护生态和文化前提下开发利用资源和多元文化，使泛珠三角区域多元文化得以长久保存并发挥出它的经济文化价值。
泛珠地区民族众多，以汉族为主体，汉族与少数民族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居住格局。民族并不是孤立和封闭的发展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泛珠三角地区各民族不断地发生着联系，不断地分化和融合，从而形成了各民族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的复杂历史发展过程。在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其他的民族由于迁徙、战争等原因加入到其中，这些不同血缘的人们通过整合从而形成了本民族的基本文化面貌。如壮侗语各民族与古代的百越部落共同体相比，除还具有一些文化因子，如语言上的相似性外，他们在血缘、文化等方面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语言接近的原则是现代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展民族分类的首要依据。195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我国56个民族的语言进行了分类，基本形成了一致看法。泛珠三角在1949年以前有聚居点的35个民族，大致可以分为五大语族，即汉语、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孟高棉语族、苗瑶语族，此外还有京族、仡佬族两个未定语族的民族。
其中地处泛珠三角区域的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因国家的军事政策来到泛珠三角地区而留在当地繁衍生息，其民族文化受周边民族的影响显著，而与民族原居地有了较大差别，如云南通海的蒙古族是元代初期随忽必烈征战遗留在云南的蒙古族下级士兵后裔。现在的云南蒙古族人民善于农耕和渔业，并从事划船运输和土木建筑。通用独特的通海蒙古语，语言与内蒙古语言比较，有特殊性，与附近的汉、彝语比较有差别，又有共同点。考虑到这几个民族在泛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本文的介绍没有包括它们。
（一）汉语民族
泛珠三角地区内，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民族的有汉族和回族。汉族是泛珠三角地区的主体民族，在人口数量和文化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汉族内部包括了众多的族群和民系，不同的族群和民系又拥有自己的方言。在泛珠三角区域内，涵盖了现代汉语七大方言中的6种，即北方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
回族分布的广泛性是我国其他少数民族所不能比及的。回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最终选择了汉语作为本民族的共同语言。以汉族为共同语言，既是回族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回族区别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壮侗语族民族
泛珠三角地区的壮侗语族包括了三个语支的民族及其语言，即属于壮傣语支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侗族、水族、毛南族、仫佬族；黎语支的黎族等。从历史源流看，壮侗语族各民族与我国古代南方最大的一个族群——“百越”有着密切的关系。前文已经讲述了百越的历史，汉代以后由于民族迁徙与分化融合，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越人产生了不同的族名，而过去曾普遍使用的“越”这个称呼也渐渐不见于史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越人后裔有不同的族称，至宋明时期，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壮侗语族各民族。
百越虽然分布广泛，但基本生活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的平原低地或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纵横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种自然环境给百越民族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也表现出与水相关的特征，如种植水稻、爱吃水产、习水善舟、居住干栏、文身断发、龙蛇崇拜等。
（三）藏缅语族民族
“泛珠三角”区域属于这一语族的民族主要有藏族、土家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羌族、景颇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基诺族、独龙族等15个民族。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西南缘、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以及长江三峡流域的丘陵山区。这里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土地广阔、江河密布、峡谷纵深，地形地脉及气候条件复杂，自然资源富集，人文环境多样性显著。
藏缅语族语言的语法秩序是先主语，次宾语，又次动词，以及先名词次形容词的结构。各个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有比较大的方言土语差别。
民族间的语言关系越相近，他们在历史上的文化联系就越密切。藏缅语诸民族的历史渊源上与古时期在西北地区的氐羌人有密切关系。有的是在西南地区迁徙、流动、定居的过程中，融合当地百濮或百越族系的部众形成的新的共同体。有的是在本土兴起，征服许多氐羌部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集体。因此，古代氐羌人的一些文化特征，如耕牧经济、火葬习俗、父子连名制、转房婚姻、原始宗教信仰等，在藏缅语族民族特别是彝语支民族中仍有延续。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藏缅语族内部形成了三大文化区。泛珠三角的川滇西北藏文化区，以高原草场畜牧型经济和信仰藏传佛教为主要特征；云贵高原是彝语支民族文化区，以山地混合农业经济和信仰原始宗教为主要特征；而横断山脉则是这两大文化与汉文化互动形成的一条民族走廊，羌、普米、纳西、怒、独龙等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就是这条被称为“藏彝民族走廊”中的族群，他们以耕牧经济和信仰多种宗教为特征。
（四）苗瑶语族民族
泛珠三角地区苗瑶语族民族包含苗族、瑶族、畲族三个民族。三个民族之间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
其一，三个民族在语言上有亲缘关系。它们同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各族的地方性族群在语言上有交叉从属关系，如瑶族的“布努”语属于苗语支，海南省苗族在语言上属于瑶语支，畲族的语言属于苗语支的布努语等等。这种语言、情感认同上的交叉从属关系，反映了三个民族在历史上存在着密切的互动。
其二，三个民族都与历史上的“武陵蛮”、“五溪蛮”存在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说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今天的湖南、贵州、江西等交界地区是苗族、瑶族和畲族共同的活动区域。其主体分布的地带山水相连，以长江以南的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山区为主要生存环境，为相互之间的往来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形成了以山地耕猎为主导的经济文化类型。除了物质文化上的接近以外，社会组织（如“寨老制”、“议榔”与“石牌”）、民间传统信仰（“盘瓠”）也多有类似。
其三，三个民族不仅具有上述历史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相似的民族特点，如长期迁徙，形成难以磨灭的迁徙记忆文化（如服饰、口头文学、丧葬等）；大分散、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地域广阔，苗、瑶两族还形成跨国分布；地方性族群众多，内部的语言文化差异比较大；民族内聚力比较强；血缘和地缘双重性质的农村公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内部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不明显等等。
三个民族既有共性，也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三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畲族由于长期分散在南迁汉族（客家）社群中，客家化程度比较深，包括语言的客家化，社会组织中“祠堂”制的普遍化，以及生活习俗的汉化，使之与瑶族、苗族的差异越来越明显。瑶族比苗族的开放性要更大一些，表现在语言上有比较普遍的兼语现象，在宗教上受到内地道教的影响比较深，社会的分化程度较之于苗族要更加突出。
（五）孟高棉语族民族
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它们的语言都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德佤语支，与东南亚的孟族、高棉族等民族在历史源流上有密切关系。从族源上看，佤、德昂、布朗三个民族都同出于古代的百濮族群，居住相对集中在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根据现有的汉文历史文献，我国的孟高棉语族民族没有经过跨度大、长距离的迁徙，民族分化也相对较晚，很难在唐代以前的汉文文献记载中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
百濮族群也是我国南方古代一大族群，因族群繁多而被称为“百濮”。在古代南方，分布于东部的濮人大多与越人融合为一体，西部之濮则与孟高棉语族各民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汉晋时期，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的先民被称为“濮”、“闽濮”、“躶濮”等，主要分布于今云南保山及其西南地区。唐代，滇西及滇西南的一部分濮人由于其内部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开始分化为不同的族群，其中一部分被称作“望蛮”、“望苴子蛮”，这一部分与今佤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另一部分濮人被称作“朴子蛮”，他们与今布朗族有族源关系，主要分布在北至金沙江两岸，南达今西双版纳广大地区。元明清时期，濮人后裔进一步分化，出现了蒲人、哈瓦、崩龙等称呼，他们与今布朗族、佤族和德昂族有直接的承续关系，分布格局也与之基本一致。
我国孟高棉语族各民族均为典型的山居民族，如佤族的阿佤山、布朗族的布朗山、德昂族的三台山等，是这三个民族最知名的聚居区。长期以来，他们主要分布在适宜稻作的亚热带地区，以旱地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纺织、茶叶种植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德昂族有“古老茶农”之称，布朗族聚居地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产茶区，而茶叶种植在佤族经济收入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此外，泛珠三角地区的京族和仡佬族使用的语言所属语族尚未确定。仡佬族属汉藏语系，语族未确定。京族究竟是属于汉藏语系还是南亚语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泛珠三角地区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
民族共同体的各种历史发展阶段，必须以一定的地域为根基。不同生态环境背景的区域，是各族群或民族借以发展其经济文化的舞台。这种影响固然不会始终如一，但它却是始终存在的。
基于相似的生态环境条件之上，具有相似生计模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相似的经济和文化综合体，这就是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通过追溯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作用，经济文化类型是民族学、人类学用以归纳分析文化圈、文化类型的重要工具。
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尽管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各地域生态环境特征对各民族、各族群的经济文化影响不如农业畜牧业时代明显，但无可否认，各民族文化是基于其所处生态环境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同民族基于相似生态环境形成的经济文化类型仍然存在。在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泛珠三角地区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类。
（一）畜牧经济类型
畜牧经济类型的民族主要分布在四川西部和西南、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代表民族是分布于这一地带、从事高山草场畜牧业的藏族和彝族。
以繁殖牦牛为主的畜牧业是这一类型的经济基础。牦牛的奇特生理特征很适应于青藏高原的严酷气候。它那厚重的皮毛和含油量很高的奶品为这一类型中的牧民提供了理想的衣食来源。这里的牧民也多在海拔较低的地方种植些青稞和蔓菁等作物，以此作为人畜过冬时的粮草。因此，他们的游牧是季节性的。一般要等到高山化雪长出青草时，才驱赶羊、牛等畜群上山。
这个类型中居民住宅也别具一格。作为冬季定居的住宅是永久式的建筑，多建在山下的平坝上，形制为厚重坚固的双层或三层土木平顶碉楼，室内供奉佛像。房屋周围的青稞地里高耸着一排排木架，这是为了贮存冬草而防止牲畜在夏秋等季节随意取食。作为夏季游牧的帐篷相当简陋，通常是用树枝支起的几块牦牛毡或牛皮。举家随畜迁徙的现象在这个类型里并不多见。即使是在夏季，也往往是由男女青壮年赶畜群上山，而孺老则留在山下永久性的住宅里料理家务，并负责照看青稞等。
这个类型里的牧民不仅嗜茶，而且要在其中掺入大量酥油。这种酥油茶能产生很大的热量，并且在人的嘴唇上留下一层厚厚的油膜以防止其干裂。遍布各地的寺庙、经房和“嘛尼堆”则能使人充分地意识到宗教气氛在这一类型中是十分浓厚的。
畜牧生计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产品单一和不耐贮存。这就使得它对于农耕社会的贸易有着特别强烈的需求。因此，来往于农牧两种生计之间的马帮和商队及与之相应的一套文化丛结，如驮具、驿道等对于畜牧类型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山林刀耕火种型
这一类型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结合部的横断山系南段，在“泛珠三角”行政区划范围内的主要是滇西北至滇东南沿国境线地段。其分散部分则向东沿南岭及两侧的山地丘陵直到海南岛，呈现为一片片的文化列岛。
在泛珠三角地区内，属于这一类型的民族有独龙、怒、佤、德昂、景颇、基诺以及部分傈僳、苗、瑶、黎等族。这是较为原始的一种农耕经济文化类型，也可视为由采集游猎向农耕过渡的一个阶段。直到现在，采集渔猎的产品还在这一类型各个民族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各种珍贵的草药和毛皮是他们与周围其他民族交换生产工具和生活必需品的重要物品。
这一地区复杂的民族成分、简陋的住房以及高度分散的居住方式，反映出从事刀耕火种生计中需要频繁迁徙的特征。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类型中的各个民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与当地人民生存手段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
（三）山地耕牧型
这一类型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南斜坡、雅鲁藏布江谷地和云贵高原中西部山区。这一类型主要是属于藏缅语族的羌、纳西、彝、白、普米、拉祜和部分藏族及澜沧江东岸的傈僳族。从事这一类型生计的民族，多在山区经营旱作，种植小麦、荞麦、青稞、玉米、马铃薯等耐旱耐寒作物，同时饲养牛、羊、猪、鸡等畜禽。他们的牛、羊多在村庄附近的山坡上牧放，猪也没有严格的棚圈。
这些民族的住房多系土墙木顶，但房屋的承重部分是墙中的木架，土墙只起到御寒和隔离的作用。火塘设在屋内，不少人还乐于把家畜圈在居室里过夜。在这个类型里，宗教信仰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观，不少民族受藏传佛教和各种基督教教派影响明显，与此同时本民族的原始宗教仍然十分兴盛。
（四）山地耕猎型
在泛珠三角地区，这一类型分布在云贵高原中部以东的山区和华南的丘陵山地，其西端通过语系较为复杂的土家和仡佬族地区而与山地耕牧类型接触，向东则散布在长江、珠江之间的南岭及武夷山区。
从事这一类型生计的主要是讲苗瑶语族语言的苗、瑶、畲等民族。此外，土家和仡佬族也属于这一类型里。在该类型民族早期活动中，采集、狩猎和刀耕火种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处在这一类型中的民族多以锄类农具垦殖山田，栽培水稻、玉米、小麦和红薯、豆类等粮食作物；他们的住房依山而建，为不发达的干栏式；负载重物，多用背篓；服饰当中特别注重头部的装饰；民间文学里广泛流行着史诗和山歌，其题材多取自盘瓠说，或表现打猎、爱情等。宗教信仰中的祖先崇拜色彩甚浓。
（五）丘陵稻作型
在泛珠三角地区，这一类型的民族分布于云南中南部，经贵州、广西到海南岛。属于这一类型的各个民族如傣、壮、侗、水、仡佬、毛南、黎等多是讲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诸语言的民族。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特点。而渔捞活动也往往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特征。属于这一类型的各个民族均嗜米食，喜酸辣，服装尚黑白两色(至少在老年人身上是如此)，运输或行走中善用小船和竹排，负重多以肩挑。居民除普遍存在的各种原始信仰外，也多有信佛教或道教等。
（六）平原集约农耕型
在泛珠三角地区，这一类型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泛珠三角的主体民族汉族基本上属于这个类型。这一类型生计方式的特点是，在单位土地面积上密集地投入劳动力和技术(现在包括农机、化肥、塑料薄膜、农药、优良种籽等)，以此作为增加产品产量的主要手段。有些地方还对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并因此而产生了密集的乡镇企业。稠密的人口以村落为单位聚居是这一类型的特征。每个村落事实上都是进行多种经营的单位。对于孔子的学说以及天、地、君、亲、师的信奉和推崇把人们的价值观念上升到不亚于任何宗教的地位。
这些地区农作物以水稻为主，副业多与渔桑有关。年收成可达二至三熟，产量高而且较稳定。居民饭稻羹色，不喜面食。村落不似北方整齐紧密，村镇街道狭窄弯曲，民房星罗棋布。室内有木床，无炕，一般不大注意采光。运输多赖船舶或人力。这些地区文化模式丰富，方音错综复杂，人民思想活跃，喜于标新，乐业工商，不惮奔波。
四、泛珠三角区域族群多元互补的合作格局
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过程，给泛珠三角区域带来了和谐共融、多元一体的族群关系，既为区域合作提供了良好的人文历史基础，又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一）和谐共融的民族关系
从分布上看，泛珠三角区域内族群呈大杂居、小聚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居住特点。“水性使人合”，许多族群通过珠江水系，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西南地区的立体地形、立体气候，导致了民族的立体分布，即在一个直线距离很近的区域范围内（通常是以坝区为中心），有的民族居住在山顶，有的居住在山腰，有的居住在山脚或坝区、河滨。例如在云南文山，“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篝头，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在元江，傣族分布在低海拔的热区，哈尼族、彝族多分布在山区，白族多分布在坝区和交通沿线；在贵州西部，“苗家住山头，仲家住水头，客家（汉族）住街头”。由于杂居分布，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区域性的又难以割裂的民族关系，即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依存的关系。
从民族的亲缘关系来看，前文已述，除汉、回、蒙古、维吾尔等民族外，今阿昌族、白族、纳西族、彝族、羌族、土家族、藏族等藏缅语民族与氐羌集团，布依族、仡佬族、壮族、侗族、水族和傣族等壮侗语民族与百越集团，布朗族、德昂族、佤族等孟高棉语民族与百濮集团，苗瑶语族的苗族和瑶族与盘瓠集团有源流关系。
但民族不同于种族，它是一个社会概念。在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其他的民族由于迁徙、战争等原因加入到其中，因此，从血缘和文化上讲，各族群都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如藏缅语族民族中的白族，从有关的史料记载来看，他们是从氐羌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但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又和不同的人们共同体发生了联系，吸纳了大量的外族人口和文化。据《唐会要》卷98《昆弥国》条记载，唐初的白蛮，“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擅一州，不相统摄。自云其先本汉人”，可见唐以前已经有很多汉人融入到了白蛮当中。而经历了唐朝与南诏的战争之后，又有大量的汉族士兵、工匠因为被俘而加入到了白族先民当中，这样，相应的白族文化当中就有了很多汉文化的因子。近代很多白族村子供奉唐朝大将李宓和其他将军为本主，就充分说明了白族在血缘、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明清以后，由于大量汉族进入到了西南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坝区、城镇和白族相处，这样，在汉文化的吸引之下，滇东北、滇中的一些白族反过来又接受了汉文化而成为了汉族。在贵州，由于吴三桂平水西，有些彝族就从水西逃到了紫云苗族地区，改穿苗族的衣服，从而融合到了苗族当中。泛珠三角大部分地区都有回族，回族进入到哪里，就接受当地的方言和一些风俗习惯。在汉族地区，回族的语言与汉族方言无异。在傣族地区，回族的服饰、建筑等和傣族没有什么两样。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二）生计模式与经济生活的多元互补格局
泛珠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多种多样，海洋浩瀚，山峦纵横，河湖众多，既有高山大陵、高原、低洼的盆地、平原和起伏和缓的丘陵，又有长江水系等众多的大小河流和湖泊，还有广阔的海洋。
自古以来，各民族或居于高山之上，或分布于河谷之中、山间盆地、坝区、平原之内，或居住在水滨，相应地呈立体状分布。根据他们的生态环境，大致可分为山地族群、坝区族群、水滨族群等。而这些族群的经济生活也受所居住环境的影响，有游牧、游耕和农耕、渔业等区别，近代以后更是百业兴旺，彼此之间呈现出多元互补、合作共赢的状态。例如从百越系统分化出来的水族、侗族、布依族、壮族、傣族和后来迁入的汉族、回族以及受汉族影响很深的白族、土家族多生活在山间坝子和低平的河谷盆地，他们长期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生产的稳定性强、规模大，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应较高。藏、彝、羌等民族虽然继承了其母体的文化因子，仍然从事畜牧业，但与所居环境相适应，他们的经济生活已和干旱草原的游牧民族有所不同。一方面，他们已经兼营农业作为补充，另一方面不再按南北向的季节游动放牧，而是垂直向上下游动放牧。苗瑶系统的苗族、瑶族长期以来从事流动性很大的狩猎，但随着狩猎所必需的较为广阔的流动空间的逐渐缩小和山地所能提供的生物数量减少，他们开始从事游耕经济。此外像藏缅语民族中的拉祜族、景颇族、基诺族、怒族、独龙族以及孟高棉语族的德昂族、布朗族、佤族等居住在温带、亚热带的山区、半山区，由于所居地山高坡陡、森林茂密，没有规模放牧以及在较小范围内休耕轮作的条件，但却有在一定区域内从一山迁往另一山的可能，再加上山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就使得他们也长期从事游耕经济。由于耕作粗放，产量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因此大部分游耕民族又兼及狩猎、采集或渔猎，处于低层次的发展之中。同时，各民族的经济生活还有特点不同的亚型。
这样，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一方面导致了各民族在经济生活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活上各具特性而又并行不悖地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使得各民族为弥补自己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等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无，从而形成了经济上互相依存、文化上互相影响、“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民族关系。例如藏族人民对茶叶的需求量就特别大，历代商贾将滇茶和川茶贩运到藏区，形成了著名的“茶马古道”。
由于生产力低下，农作物单一，游耕民族也离不开商品交换。他们多以自己的土特产品和农耕民族交换生活用品。例如苗瑶等族的食盐历来是通过交换而取得。在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将粮食供应山区；山区的哈尼、布朗、拉祜、基诺族则用自己所种的棉花、苏子、芝麻、茶叶、紫胶等土特产及手工品与傣族交换粮食。农忙季节，山区的少数民族就下山来，帮助傣族农民耕种和收割，同时换回大米以维持生活。各民族在互通有无，交换各自产品的同时，也在经济生活中彼此影响。例如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景颇族在德昂族和傣族的影响下学会了种水田，而种水田的工具也是从外界输入的。在临沧地区，大约100多年前，一部分拉祜族进入西盟山区与佤族交错杂居，佤族的农业生产受到了拉祜族的影响，接受了其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从拉祜族那里传入了犁头以及荞、黄豆和草烟的籽种。
今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广大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各个族群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不少族群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到城镇和经济发达地区外出务工，促进了文化交融，同时，不同族群原有的生计模式中都吸收了现代化的因素，生产不断发展，合作的空间空前扩大。
（三）多元交融的文化
泛珠三角族群文化丰富多彩。举凡生产、服饰、建筑、岁时节日、婚丧、民间信仰、工艺美术、戏曲舞蹈、游戏娱乐、宗族社团、宗教祭祀、语言文学等，都体现着多元交融的情况。
从语言来看，各个民族基本上都能兼通汉族，相邻的民族往往互相了解对方的语言。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阿昌族长期同周围的傣族、汉族、傈僳族及境外的缅甸人打交道，很多人都会讲多种民族的口语，久而久之，阿昌语中便渗入了缅、景颇、汉、傣、傈僳等族的语言成分。
从物质文化方面看，泛珠三角大部分民族都是稻作农业民族，都以种植水稻为生，日常生活中以稻米为主，都喜欢吃糯米饭。耕作的过程从犁田、耙田、灌溉、撒秧、育秧、拔秧、插秧、耘田、割稻、打谷、晒谷，直到收藏、加工等程序都基本相同，就连生产工具和用具如犁、耙、锄、镰、打谷桶、谷仓、石磨、泥磨、碓等也基本相同，只是种植的季节和田间管理有所不同而已。泛珠三角的稻作族群形成了与稻作农业紧密相关的水果种植和家禽家畜饲养传统。通常都在屋前屋后种植果树。主要饲养水牛、黄牛、马、猪、狗、鸡、鸭等家禽家畜。作为稻作农业的补充，渔捞业在泛珠三角民族中也有许多相同的，住在水边的族群，都喜欢捕捞鱼、虾、蟹、塘角鱼、黄鳝鱼、螺蛳等，捕鱼工具都有罾、网、簺、船、木筏等。“干栏”式民居建筑在泛珠三角地区普遍存在，“干栏”的结构和布局大体相同，就连建房和入居的仪式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只是屋顶的式样风格和室内的摆设有所差别而已。泛珠三角很多民族民间使用的纺纱机、织布机以及纺纱织布的方法也基本相同，织成的各种衣物的图案风格很相近。染色的方式方法也很相似，甚至连对颜色的审美观念都很相近，例如都喜欢穿用兰靛色的衣物。
与生计模式相关，泛珠三角区域的许多民族都形成了聚族而居的模式，并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组织。汉族的宗族，侗、苗、布依、水族的“款”，凉山彝族的家支，黎族的合亩制，瑶族的瑶老和石牌制等等，表现形式各异。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中有的消失了，有的仍有残留，有的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精神文化方面看，泛珠三角区域大部分族群的伦理道德观念大体相同或相近，无论是家庭伦理还是社会公德方面都很相似，例如尊老爱幼、崇尚贤能、尊重妇女、勤俭互助、诚实待友、谦和相让、不争名利等，甚至连善恶观、义务观、荣辱观、幸福观等也基本相同。
从宗教来看，西南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原始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中佛教又分南传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呈现出多元的宗教文化现象。尽管不少民族信仰藏传佛教、小乘佛教和基督教，但在原始宗教观念方面，仍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信奉制度化宗教的族群同时也崇奉土地神、山神、树神、水神、田神、谷神等，不仅观念相似，就连举行的有关祭祀仪式也相近。许多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如洪水传说在各族群中广泛流传，又如仡佬族洪水之后兄妹成婚，生九子，即仡佬、苗、彝、汉等民族的传说也充分反映了各族群之间的紧密联系。
泛珠三角区域大部分族群在文化艺术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都能歌善舞，往往以酒和歌舞迎客待客，民歌中不乏旋律相近者。作为展示民族文化及表现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审美等深层次民族文化的最佳形式的民族传统节日，在泛珠三角地区也是内容丰富、数量极多。既有汉族的春节等节日，又有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三月节、景颇族的目脑纵歌、瑶族的盘王节等等。
由于各民族交错杂居，其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混合现象也相当普遍，如前文已述铜鼓文化曾在泛珠三角区域的多个族群存在，今天仍然被壮族、彝族、布依族、瑶族等民族使用。又如傣族与布朗、佤等民族，虽然来源各异，但他们都有文身、黑齿等相同的习俗，并且有共同的歌舞、乐器、民族节日，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各族群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影响。
（四）民族关系的新形势：城市中的少数民族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同胞也从偏远的边疆民族地区进入了都市中。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各地区人口中的民族成分和少数民族人口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990~2000年，全国有19个省区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沿海的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4省市的增幅都在50％以上，尤为显著的是广东省，这10年间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竟高达246.19%，差不多翻了两番。从1987~2003年的16年里，广东省的少数民族人口从24万人发展到135万人，增加了111万人。而相比之下，全国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因人口流失而增幅不高。如少数民族人数最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这10年间的少数民族人口仅增加了3.82%。可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范围内人口流动的增强，各民族“在地域上的分布，正朝着扩散方向变化”，原来“主要聚集在西部的少数民族人口，正在往中部、东部扩散，使它的地域分布朝平均、均匀方向变化”。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上升，城市民族多元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因此，无论从地域分布还是从民族构成来看，我国民族杂散居化的程度都在加深。
深圳是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中，深圳的少数民族成分有12个，人口仅372人。到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成分为54个，人口飙升为22.46万人。1990年深圳少数民族人口仅占总人数的0.71%，到2000年上升为3.02%。目前深圳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已超过广东省许多老城市，成为广东省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城市。
深圳市少数民族均来自内地，渠道主要有三种：一是因调动、专业、毕业分配、应聘等形式而定居深圳；二是因“招工扶贫”组织而来深圳务工；三是少数民族个体来深圳务工、经商和作小生意。少数民族在城市中的居住格局与城市中民族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交往网络直接相关。深圳没有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分布的基本状态是杂散居，来自五湖四海的少数民族移民分布在各个行业，几乎每个部门都有数量不等的少数民族人员。同时也存有一些因企业招工和进城经商而形成的少数民族零星聚集点。
根据笔者对珠三角城市的调查，城市民族间的交往呈开放的、多方位的态势。少数民族成员来到城市，凭借知识技能或地域、人缘纽带进入各个产业行业，在城市这座庞大的系统中占据一个位置，既发挥一定的功能，又以一定的方式与其他产业部门发生关系。这种既社会分工又合作的城市人文环境，再加上杂散居的分布格局，注定他们的社会联系是广泛而开放的。尽管大部分的社会联系可能是微弱的，交往可能是简单的，比如只是一次偶然的买卖，但族际交往时时存在，处处都有。在都市杂散居化的环境中，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相对而言比较强烈，但这并不成为族际交往的障碍。人们多层次的认同以及城市生活的需要，维系了他们与其他民族的各种交往。
随着少数民族向城市的迁移和聚居，城市跨越不同地域、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不同语言和风俗习惯，成为汇聚各类民族的时空压缩单位。一方面为民族之间的互动和交融带来了新的契机，证实了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地域之间、各种民族文化之间合作的可能和必要；另一方面也为现代城市治理提出了重大挑战。由于杂散居化，城市民族互动中的个体-个体互动的结构成为主要形式，民族交往互动中的障碍因素也变得复杂多样，有个体的、历史的、心理的等等。一个人对另一个民族的某个体有看法，就有可能将之作为那个民族的代表。因此，有必要关注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加强民族间的交流沟通和相互了解，让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在现代都市里异彩纷呈，从而将城市建设成为民族交融发展的桥梁和窗口。
（五）泛珠三角地区的跨境民族和东南亚
泛珠三角区域还与东南亚等国家保留有历史和文化的渊源。中国西南边境的云南和广西，有长达5000公里左右的陆地边界与东南亚的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边境内外分布着汉、壮族、傣、布依族、苗族、瑶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仡佬族、京、回、布朗族、傈僳族、佤族、景颇、阿昌、怒、德昂、独龙族等20个跨境（国境）民族。以壮族为例，我国壮族在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印度等5国有20个亲缘民族，其中越南的岱、侬、拉基、布标、山斋（山斋族是由山子和高栏两个支系构成。我国壮族中有一支系叫高栏）5个民族与我国壮族的亲缘关系更为明显、突出，至今仍然有密切交往。
在泛珠三角地区，有的跨境民族邻国界而居，居住地区连成一片，在经济、文化甚至婚姻嫁娶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居民过去甚至经常在国界两边往复迁居。他们的民族意识较强，有的还有着或远或近的亲属关系，所以并不因国界的存在，而影响他们的联系交往。如缅甸东北部的佤族居住区，东与中国云南省沧源、西盟两个佤族自治县连接，他们之间走亲访友、产品交换、借贷互助、共度节日是经常的事情。
有的民族因为不断移民导致民族分居几国的情况，地区并不相连，有的甚至远隔重洋，分居不同的几大洲。如瑶族除了分居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以外，还移居到美国、法国等地。
有的跨境民族就是起源于中国，从中国迁往东南亚。如居住东南亚的寮族，在历史上与中国的壮族、傣族、布依族等出于同源，大约在2000年前陆续迁入东南亚，讲老挝语，属于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信小乘佛教及原来的万物有灵信仰。
还有的跨境民族在其他国家中的族称和划分与我国的并不相同（主要是他称不同，自称一般相同）。如居住在越南的岱人和依人，前者约85万人，后者约53.5万人，分别讲岱语和侬语，都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壮傣语支，他们与中国的壮族都源于古代的骆越，在越南被看作两个不同的少数民族，而且分别有了不同的族称。但是无论从族源、语言、传说、历史、文化和习俗来看，他们都可以说是与中国壮族有关的跨境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沿边民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或人为因素如战争、外交等方面的影响，使边疆地区民族有很强的流动性。这些民族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但是同一民族的分布区域基本上连成一片，保持基本上相同的文化，互相间有密切的联系，在今天区域合作方兴未艾的情况下，跨境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对于开展泛珠三角地区与东盟的区域合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作者:周大鸣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本文摘自《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研究报告》蓝皮书，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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