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泛珠三角区域之间贸易与投资分析
首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于2004年7月14日至17日在广州召开。内地和港澳产业界、学术界等社会各界人士共16000多人出席了洽谈会开幕式。主会场展场面积达2.1万平方米，展位1056个，签约项目共847个，总金额2926亿元。到2005年7月26日至28日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时，泛珠三角各地的11个代表团均有，报名参会人数超7000人。整个展馆面积2.2万平方米，总展位数达1121个。从首届洽谈会闭幕截至7月28日上午10时，第二届洽谈会共签订合作项目4473个，投资金额4535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泛珠三角各方在加强信用建设，消除限制商品流通的地区障碍，建立健康、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鼓励区域内贸易的合作与发展，推进CEPA的落实等方面，合作成果显著。
一、泛珠三角区域的贸易与投资环境分析
（一）泛珠三角区域贸易与投资环境分析
1、港澳贸易投资环境
港澳的投资环境以自由、高度开放著称。香港社会融会东西方文化的多元化，孕育了最具创造力和充满生机的商业文化，从而培育出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国际投资者在亚洲扩展业务的理想地点，香港也是国内民营企业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开拓国际市场、走向世界的桥头堡。
（1）香港贸易与投资环境。
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
全球约有3600家公司选择在香港成立地区总部或办事处。2004年，各地公司在香港设置地区总部数目增加至1000多家，创历史新高。全球排名前100位的银行中，超过70家在香港营运。香港现有310多家银行机构和180多家保险公司，另有大约700家证券经纪行和1900家单位信托基金或互惠基金公司。据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发表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进入香港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额名列亚洲第二，仅次于中国内地，全球排名第十一位。
香港是国内企业理想的上市集资地方。从1993~2004年12月底，内地企业在港上市集金额达9010亿港元，占总集资额49%。2003年计，在香港市场的收购合并交易共759宗，金额达243亿美元。此外，香港是亚洲拥有最多风险资金的地方，除了上市以外，企业也可以在香港引进风险资金和战略性合作伙伴，以拓展公司的业务。
全球经济及信息最自由地区
香港是全球经济最开放和最外向型的地区之一。连续多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加拿大弗沙尔学会评为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方。香港认同贸易和服务全球一体化，并积极加入有关的国际组织。香港是一个免税港，没有配额限制和关税，资金、货物和服务可不受限制地自由流动。健全的金融体系和稳健的经济基础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
而在品牌的推广上，香港更可提供有利的国际平台。香港的信息自由，对外信息的交流频繁。同时香港每一年也有多个不同行业的国际性大型展览及会议，这些都非常有利于品牌的推广，并有助对外贸易的发展，开拓更多更广的商机。
低税率及简单税制
香港的税制简单而明确，利得税（企业所得税）为17.5%，薪俸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为16%，税率属全球最低之列。香港不征收资本增值税、股息税、利息税、销售税、增值税和其他隐藏的“附加”税项。企业进口机器和原料无需缴付关税。另外，只有源自香港的收入才须缴税，在香港以外所赚取的收入均无需缴税。对于研究及开发工作，香港推行优厚的税项宽减措施，可扣税的项目包括市场研究、可行性研究及其他与商业及管理学有关的研究活动的开支。
廉洁政府、法制社会
香港特区政府一贯保持廉洁和高效率，务求创造有秩序及自由的投资环境。香港是法制社会，为个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从而确保香港的投资环境安全、稳定。在保护企业的权益方面，香港健全的司法体系和严密的知识产权条例，可以确保企业的知识产权受到应有的保护，这对高科技的企业尤其重要。
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基础建设
香港有大量技术并且通晓两文三语的人才，再加上多方面的专业服务人才，如会计、法律、金融和评估等行业。他们不但拥有国际视野，又明白国情，在了解西方文化之余，也深明中国文化的特性。这种种因素都能配合企业的发展，提升企业的素质。
此外，香港具备世界级的基础设施。除了拥有世界最繁忙的海港和空运货柜港口外，香港还可提供最先进、高效率及符合成本效益的电信服务。香港的电缆和卫星网络居亚洲覆盖范围最广之列。其他有关建设也在不断改进中：香港计划在未来五年大规模扩展铁路网，加大土地、道路建设、新市镇发展、政府建筑物、学校和小区设施及环境保护设施等投资。
亚洲地区航运中心
2003年，香港港口合共处理了2000万个标准货柜，是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葵涌八个货柜码头设有18个泊位，临海地界总长6000米左右，码头占地逾200公顷，可容纳多至18艘“第三代”货柜船停泊。2003年间，全球有约35790艘远洋轮船及182270艘内河船只停靠香港。这些船只合共处理了货物约2.076亿公吨及各地旅客1860万人次。香港是国际和亚洲区主要的航空中心。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全球各大航空公司都有航班飞往香港。现时，每周有大约3900班定期客运及615班货运航班从香港飞往全球约130个城市。机场全面发展后，每年将可处理旅客8700万人次和货物900万公吨。
经营成本过高、竞争激烈
相对内地而言香港的经营成本过高。首先是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大大高于一般地区的地产价格。加上较高的人工成本，香港目前仍然是世界经营成本最高的地区之一。在这一大背景下，规模不大、资金不足的广东民企赴香港发展业务遇到成本高昂的困扰是可以想像的。此外，由于税制简单、税率较低、资讯发达、治安良好、基础设施完善、没有外汇管制以及自由港地位等，香港已成为一个跨国公司云集、万商汇集的国际大都市，活跃于亚太地区的跨国公司，超过三分之一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自由的环境和活跃的市场，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对于试图进军香港地区的一般企业而言，犹如小船驶入大海，竞争的压力更大。
（2）澳门的贸易与投资环境。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微型”经济体，澳门本身市场较小，自然资源也不丰富，对外依赖性大，但经济社会发展富有特色和自身优势，具有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和运行机制的特殊性：经济结构主要由出口制造业、旅游博彩业、金融业和地产建筑业等构成。
澳门是一个完全对外开放的市场，相对香港的高营商成本而言，澳门具有经营成本低的优点。另外，澳门还拥有税率低、生活指数低、基础建设完善、金融系统稳定、流动性高等优点。澳门是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商贸都市，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齐备，是一个自由港，没有外汇管制，资金进出自由。也是一个独立关税区，机械设备和原材料等绝大部分货品进口免征关税。澳门最具特色的经济特点在于具有联系欧盟、拉丁语系国家尤其是葡语国家的历史传统，澳门部分人士精通或熟悉葡语，葡语世界拥有2亿多人口，由1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成，发展相互间的经济合作有良好的前景。
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致力于完善营商环境，世界贸易组织在对澳门的贸易政策审议报告中指出，澳门仍然是世界上最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之一；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投资在2003年10月将澳门整体信贷评级由A3调升至A1，经济前景展望评为正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蓝皮书认为澳门的综合竞争力居全国第七位，反映了各界对澳门投资环境的正面评价和肯定。
澳门特区政府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优势和特点，致力打造“三个”优质、高效服务平台的方向：一是作为粤西地区商贸服务平台，二是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服务平台，三是作为国际华商联络与合作服务平台。
2、内地九省（区）的贸易投资环境
（1）广东的贸易投资环境。
在泛珠三角经济圈中，广东的区位优势突出：粤港澳三地唇齿相依、融为一体的优势无可替代，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先发优势并无减弱，广东工业仍是全国的“总量冠军”。近几年粤港澳的关系从“前店后厂”走向“统一市场”。广东在制造业升级的同时更加巩固了其同港澳间的贸易伙伴关系。
总体而言，广东的投资环境比较优越。广东毛蕴诗教授先后对500余家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和300余家跨国公司在粤子公司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全国及广东投资环境评价的对比发现，投资者对广东的投资环境评价要优于全国；投资者对广东投资环境最满意的三个指标为:政府官员及公众对外资的态度、政治稳定性、货币稳定性与汇率；而最不满意的几个因素是:当地人的任职离职态度、法规的完善与执行以及当地人员素质。
硬性商务成本低。公共设施使用便捷：公路和航空运输便捷得到较多企业的认同，而铁路运输仍是满意度相对较低的项目。房地产价格、劳动力工资、培训费用、利息、通讯、水电煤气价格比较合理。商务软环境建设的成效显著，地方政府整体信用状况较好。2004年底，广东省统计局企业调查队对300家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投资企业）进行了一次企业商务成本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对广东商务成本总体评价较为满意。企业较为满意的是广东的基础设施现状。其中公路和航空运输便捷得到较多企业的认同，而铁路运输是满意度相对较低的项目。企业对广东的邮电通讯便捷及服务程度评价较好，是问卷中满意度最高的项目。企业认为地方政府整体信用状况较好，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重分别是21.7%和69%，不太满意的只占9.3%。但是企业对“市场中企业整体信用状况”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状况”的评价相对较低，认为这两项不太满意的企业分别占13%和17%。企业对广东土地使用状况的评价较好，对地理环境适宜度、土地及房产使用手续简便满意度较高，有92.7%的企业在区域环境适宜度上认为满意和基本满意，79%的企业对土地及房产使用手续简便度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
但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外商投向珠三角地区占全部投资额的80%以上。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这些地区的主要原因是：投资环境较好，出口方便，是外国投资者的首选区域。相对而言，东西两翼、粤北等山区，由于外商投资硬件环境的约束，投资成本较高，吸引外资的能力也低。
(2)其他八省（区）的贸易投资环境。
首先，其他省区相较广东硬性商务成本低，具有明显优势，且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如湖南省：高速公路从零到千公里的历史性跨越，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截至2005年年底，湖南省建成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在全国排名前15位。江西省：京九铁路、赣粤高速公路的相继贯通使江西与广东、香港形成朝发夕至的经济圈，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水电成本较低，为企业投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四川省：人力最丰富的地方之一，且劳动力价格低，对区域发展有很强的支撑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湖南省农业资源丰富，福建港口资源丰富，广西能源、矿产、生物资源丰富，海南旅游资源丰富。云南省地处我国和东南亚、南亚市场的结合部，与越南、老挝、缅甸3国接壤，是我国与东盟各国交往最便捷的陆路通道，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这些省（区）软性商务成本偏高，限制了企业投资。地方政府行政效率较低，官僚作风较重，服务意识不够。市场经济发展成熟度不高，市民市场意识不够高，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劳动力素质和广东省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劳动力市场发展不成熟，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到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因此，劳动力的相对成本还是较高的。企业中级、高级管理人才缺乏。
（二）CEPA对泛珠三角区域之间贸易与投资的促进作用分析
1、 CEPA及其各阶段内容
2003年6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订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议(Mainland/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 ， CEPA协议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便利化三大领域， 并规定双方自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CEPA协议规定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具体承诺。
第一阶段在货物贸易方面：香港继续对原产内地的所有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自2004年1月1日起，内地将对香港输往内地的273种产品实行零关税，并不迟于2006年1月1日，内地将对273种以外的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在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对香港服务业实行较大幅度的市场准入优惠，服务业对香港的开放涉及管理资讯、法律、会计、房地产服务、会议展览、广告、视听、批发与分销、建筑业、医药、交通、物流、旅游、银行、保险和证券等16个领域；在投资便利化方面：双方通过提高透明度、标准一致化和加强信息交流等措施与合作，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第二阶段在货物贸易方面：自2005年1月1日起，内地对第二批713种（内地2004年税号）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加上2004年1月1日起已经实行零关税的374个海关税号商品，内地承诺共对1087种原产香港货物实行零关税；在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同意在2003年9月29日签署的CEPA协议附件4《关于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具体承诺》的基础上，在法律、会计、医疗、视听、建筑、分销、银行、证券、运输、货代和个体工商户等11个领域对香港服务及服务提供者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扩大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内地设立个体工商户的地域和营业范围。内地同意在专利代理、商标代理、机场服务、文化娱乐、信息技术、职业介绍、人才中介机构和专业资格考试8个领域对香港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开放和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
2005年10月18日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分别代表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二》，即第三阶段的内容。在货物贸易方面:内地将自2006年1月1日起，对输往内地的原产于香港的货物共有1369(1108+261)项全面实行零关税，但有关货物不包括内地禁止进口的货物(例如：废旧机电产品及医疗或外科用产品、化学废料、城市垃圾、虎骨、犀牛角等)；在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同意对法律、会计、视听、建筑、分销、银行、证券、旅游、运输和个体工商户等10个领域在原有开放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共有23项开放措施，包括降低在内地设立旅行社的最低营业额规定及允许港商独资公司在多个地点兴建和经营多间电影院等。新增的开放措施将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在投资便利化方面:继续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强各领域的合作，进一步促进两地经济的融合。
2、 CEPA对泛珠三角贸易与投资的推动作用
随着CEPA的逐步实施，CEPA给两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应日渐凸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整体上拉动了泛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
从整体看泛珠三角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自2003年起增长速度大幅提高。除香港受SARS影响严重而经济下滑外，泛珠三角其他地区的GRP（地区生产总值Gross Regional Product）增长幅度均在10%以上，大大超过了2000~2002年的增长速度，到了2004年，除香港外，泛珠三角其他地区的GRP均在14％以上。其中，澳门甚至高达30％，其增长率为2001年的17.7倍，2002年的2.9倍。而内地九省区的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19.1％。即便是香港增长率只有5.1%，但相较前几年香港经济的低迷状态，反弹无疑是非常显著的。综上可见，泛珠三角地区自CEPA实施以来，经济增长迅速，CEPA对这些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日趋显著。
（2）CEPA促进了泛珠三角地区的贸易发展。
首先，扩大了货物贸易，拉动港澳制造业发展。据海关统计，2004年1月至2005年10月，内地进口享受CEPA零关税优惠的香港产货物总值3.5亿美元，减免关税2.1亿元人民币。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初步评估，CEPA在实施的前两年可带来逾百亿元的经济效益。2004年香港全年出口货物到内地的总值，扭转了香港连续3年的负增长，增加了3.1%。从内地对港产品进口的增量来看，享受零关税的273种产品对增长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其他产品，但其增长量与内地每年庞大的进口总量相比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对内地工业生产带来实质的冲击。CEPA实施以来，香港批出的产品来源证达4000宗，货值15亿元，而且批证数的增加速度不断加快。截至2005年6月，港人根据CEPA在内地设立个体工商户1558家，注册资金8200万元人民币。港人在内地设立个体工商户大多集中在广东，至2004年12月，广东省共核准登记香港永久性居民个体工商户1238户，注册资金逾5377.8万元。
其次，CEPA对泛珠三角地区服务业发展有明显的带动效应。CEPA对香港服务业的影响最为突出的是自由行的带动效应。CEPA条件下以“个人游”访港的内地旅客2004年达到426万人次，带来了65亿元的额外消费，更为香港带来16500个职位，其中大部分是低技术工人，包括零售、餐饮、酒店、过境运输，直接带动了香港零售、酒店、饮食、跨境交通服务等各行各业的发展。至2005年11月底，香港已核发了901份服务提供者证明书，涵盖运输及物流、分销、保险等10个行业，多数香港服务提供者已在内地设立了企业；内地与香港在建筑、证券、会计保险等领域开展专业资格互认工作也已见成效，双方共有696人通过互认取得了对方的专业资格，其中香港有377人。澳门特区经济局也首次向经营零售业务的企业发出“澳门服务提供者证明书”，领取“澳门服务提供者证明书”的企业主要来自货代、运输、仓储、物流、电信、广告、零售等服务行业。
（3）CEPA促进了泛珠三角区域间的投资。
一方面，港澳企业利用CEPA带来的商机，积极的对泛珠三角地区进行投资。如积极开拓内地市场正在成为香港银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1月1日以来，银监会已批准5家香港银行根据CEPA规定在内地设立分行。至今90%以上的总资产达到CEPA规定的香港银行已获准进入内地。与此同时，银监会还按照CEPA规定的优惠条件批准了26家香港银行内地分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申请。
另一方面，内地省市也纷纷来到港澳寻找机会。2004年，香港贸发局先后接待了500多个内地政府及企业团体，这个数字较上年度增加了近一半，其中以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占多数。香港贸发局2004年进行的一项市场调查则显示，受访的267家内地企业中，有超过六成计划在未来1~2年内到香港开设办事处、分支机构、委托代理业务或与香港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同时，据香港投资推广署所收集的资料显示，在2004年获该署协助在香港开设或扩展业务的公司中，超过20%表示CEPA是他们决定来港投资的原因之一，部分公司更表示他们是由于CEPA的实施才决定到香港投资。同时，200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04年6月1日，共有1945家驻港的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从事批发、零售及进出口贸易业务，这一数字比2003年同期的1716家增加了13%。
上述一系列利好消息表明，CEPA实施两年多来，总体运作是顺畅的，成绩令人鼓舞。零关税的港制产品提升了港货的竞争力，促进了香港制造业的复苏，对香港就业率的提升也是明显的；内地对服务行业的逐步放宽，给香港、澳门企业打开了更宽广的市场；港澳宽松的市场环境，强大的投融资机构，完善的法治、中介、监管制度吸引着无数国内企业的眼光，急于战略转型的中小型企业积极探索港澳的国际市场。
二、泛珠三角区域贸易分析
（一）泛珠三角区域之间贸易发展状况
1、泛珠三角区域之间的贸易概况
在过去的几间，泛珠三角区域内地9省区加工贸易进一步转型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变，加工贸易从以传统产品为主发展为以机电产品为主，IT产业迅速发展使泛珠三角区域内地9省区成为世界IT产业最重要的硬件制造基地之一。九省区的经济发展和升级必将拉动其与港澳的进一步合作。
香港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SARS的冲击后，2004年经济开始反弹。香港新一届政府也高度重视香港同泛珠三角地区的合作，力图使泛珠三角地区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战略腹地，稳固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商贸中心的地位。
澳门在经历了赌权三分的重大改革后，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虽然博彩业仍将是澳门的支柱产业，但是澳门也有意与内地和香港在其他多领域展开合作。2006年3月28日上午，第三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项目对接会在昆明举行，根据前两届洽谈会取得的丰硕成果来看，泛珠三角地区各省必将在今后的时期内展开更广泛的合作。
2、泛珠三角区域之间的贸易状况分析
（1）九省区与港澳间贸易状况分析。
首先，九省区与港澳的商品贸易合作主要表现在与香港的合作方面。从广东和福建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广东对香港的贸易额从2000年到2004年，一直为其对澳门贸易额的50倍左右，2000年为55.7倍，2004年缩小为47.5倍，虽然近年来广东对澳门贸易额有持续的增长，且增长幅度较香港大，但是从绝对量来看，仍是远远不及与香港的贸易额；福建对澳门的贸易额虽然也持续增长，但2000年福建对香港的贸易额为其对澳门的93.2倍，到了2004年，该倍数扩大为112.7倍。而其他泛珠三角省份对澳门的商品贸易数据由于过小，并未列在统计年鉴中，不具有代表性。综上可知，虽然澳门对泛珠三角地区的贸易额在持续增长，但是泛珠三角地区与港澳的商品贸易仍主要表现在与香港的贸易合作。
其次，九省区与香港的商品贸易合作主要表现在其对香港的商品出口额稳步增长。从数据可以反映出，内地各省区对香港的商品贸易出口额远远大于进口额，尤其是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究其原因，香港是个高效率信息化的商业社会体系，进出口贸易已经成为维持香港经济发展的命脉，受“前店后厂”模式影响，香港一直与珠三角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这表现为广东对香港的贸易额远远大于泛珠三角的其他省区。虽然现在香港与泛珠三角地区向“统一市场”模式靠拢，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但是香港本身是一个非常小的区域，自身的辐射能力有限，且受劳动力成本、房地产价格等因素影响，其贸易货源主要来自内地的外向型工业生产基地，仅靠广东一省不能使其贸易能力和港口的吞吐能力得到充分的利用，因此香港必须向泛珠三角其他地区寻求更广阔的贸易货源。因此，内地各省对香港的商品出口额都大于进口额，且自2004年CEPA实施以来，贸易额较以前有了更加明显的增幅。
再次，香港与九省的服务贸易表现为输出快速增长。服务贸易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有：金融、保险、建筑、工程、咨询、旅游等，香港是服务业发达地区，服务贸易利益巨大，且比商品贸易具有更广阔的合作前景，内地与香港贸易优惠安排更多的兴趣在服务贸易上。自2000年以来，香港对大陆的服务贸易输出增长幅度始终保持在8%以上，在2002年甚至达到了23.6%，可见内地对香港的优质服务需求量很大，而且非常迫切，虽然受CEPA影响2004年较2003年增长幅度较大，但是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跳跃式发展。与香港服务贸易输出对应的输入则有了明显变化，2004年前内地对香港的服务贸易输入一直处于停滞徘徊状态，而2004年则有了13.6%的迅速增长，该增长主要受“自由行”的影响。虽然反映的是香港对整个内地的服务贸易状况，但是受CEPA和“自由行”影响最重的无疑还是泛珠三角地区，因此，香港与九省的服务贸易发展状况应主要表现为香港服务贸易输出的快速增长。
由于澳门的支柱产业为博彩业，但内地并未开放博彩业，而在其他服务业方面澳门与内地合作有限，如上面分析的商品贸易状况一样，澳门与内地的服务贸易相对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量要小的多，因此不再分析。
（2）九省区之间贸易状况分析。
从整体看九个省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广东经济发展明显快于其他八省。表5反映的是九省区的货运量，包括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广东以114790万吨的货运总量远超其他各省，可见广东的制造业远比其他省份发达，且广东开放较早，是与港澳最临近，关系最密切的省份，这些都是广东发展的有利条件。但珠江三角洲自身面积不大，四周群山环绕，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延伸以及发展空间的拓展都存在较大阻力，且广东发展过于依赖外资，产业链条、产业协作配套有缺陷，缺乏自主创新。因此珠三角要寻求突破和持续发展，必然要依托新的发展平台，寻求更广阔的区域合作基础。而其他八个省份，除福建毗邻台湾，在吸引台资有较大优势外，全部都属于外资匮乏，经济欠发达地区。但这些省份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正好与珠三角形成互补，可满足珠三角经济发展需要。
因此九省间的合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西部省区与广东的能源贸易，如贵州和三峡至广东两回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建成投产，“十五”期间西电送广东1000万千瓦目标的“五交三直”八回500千伏输电线路全部建成投产，西电通道输送能力达到1088万千瓦以上；另一方面是珠三角原有的部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转移至泛珠三角省区，将原本集中于珠三角的产业链中的低端部分扩散至整个泛珠三角地区。虽然铁路交流不能替代整体的区域间商品流动，但是也可以大体反映出各地区间的商品贸易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广东与贵州这样自然资源丰裕省份，以及与湖南这样紧依广东产业转移承接较多的省份，在数据上表现为广东的发送量小于购入量。从中还可以看出，其他省份间的合作表现为受距离影响很大，相邻省份的贸易量大于相隔较远的省份。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虽然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已经达成协议，但是省区间的商品流动仍然存在壁垒，区域一体化程度仍有待提高。
（3）港澳之间贸易状况分析。
从数据可以看出香港和澳门的贸易合作关系稳定，数额变化不大，虽然2004年较前些年有了一个较大的增长，但是增长主要应当是由香港经济的复苏所引发。由于香港与澳门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和开放度较高的地区，合作开展的较早，关系比较成熟。因此，CEPA和泛珠三角框架的构建主要影响的还是“九”与“二”，以及“九”之间的关系。
3、泛珠三角区域间贸易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1）优势。
第一，区域间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区域内实现省区间的优势互补，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
由于区位差异和资源禀赋的不同，泛珠三角各成员在资源优势上互补性很强。首先，泛珠三角的中西部地区，要加快发展，就需要现代服务业的支撑。没有现代服务业的支撑，工业制造业也很难加快发展。所以，这些地区特别需要香港的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物流服务、商贸服务以及各类中介的服务。其次，粤港澳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现在已经到了产业升级的阶段，利用梯度发展的优势，可以将一些传统的产业、加工业，转移到泛珠三角的相对落后地区，而这些相对落后地区也可以发挥自己在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方面的优势，利用这些产业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并返销这些产品到珠三角地区。再次，粤港澳地域狭小，很多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和水资源相对稀缺，与泛珠三角其他地区开展合作有利于解决珠三角地区的资源紧缺问题。
第二，海关积极参与和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取得初步成效。
2005年2月25日，海关总署副署长兼广东分署主任孙松璞正式公布了《海关积极参与和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十项措施》。《十项措施》以协调简化通关手续，提高通关效率，整合创新通关模式，营造守法便利的通关环境为核心，标志着泛珠三角区域海关合作机制的正式启动。其措施主要包括：第一类措施是提高通关效率，加速泛珠三角区域物流发展，促进货畅其流。当中包括以新白云机场航空枢纽实施“多点报关、机场验放”通关模式，充分发挥9省区机场与港、澳机场航空资源的互补作用，为三地机场跨境货物通关提供便利；简化泛珠三角省区之间铁路转关作业手续，加快铁路运输货物的流转；加大泛珠三角区域水运监管改革力度和网络建设，推广来往港澳小型船舶中途监管模式改革等措施。第二类措施是深化业务改革，支持促进区域内外源型经济的健康发展。当中包括发挥“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功能，积极推动“区港联动”试点，在进出口物流发展的枢纽地区设立“保税物流中心”，引导区内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产业转移和调整，推广加工贸易联网监管，便利企业办理备案和纳税手续等措施。第三类措施是认真落实CEPA，促进9省区与港澳之间的经贸合作。当中包括加强与香港、澳门海关合作，统一并简化粤港、粤澳进出境监管单证，促进贸易便利化，认真配合深港“西部通道”建设，积极参与“泛珠三角横琴经济合作区”和珠澳跨境工业区建设等措施。第四类措施是建立健全泛珠三角区域海关合作平台和联络机制。当中包括加强统计分析，为各省（区）人民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加强打击走私合力，加大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力度，建立区域海关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等措施。以上措施有效的降低了通关成本，提高了通关效率，大大促进了泛珠三角内地省份与港澳的贸易往来。
第三，“绿色通道”开通促进农业发展。
开辟农产品“绿色通道”是2005年5月26日，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农业厅厅长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渔农自然护理署、澳门民政总署负责人在广州正式签署的《泛珠三角农业合作协议》中的重要内容。主要优惠措施有：对运送农产品的受优惠车辆通过省内公路收费站时，减收或免收路桥费；除严重违章、严重超载危及安全的外，对发生一般违章的受优惠车辆，不扣证、不扣车、不卸货，实行登记放行；各类收费站、检查站等站卡，对受优惠车辆优先放行，有条件的收费站设立专用通道。广西、贵州、四川、重庆、福建免收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所有路桥费；江西、湖南免收普通路桥费，减半收取高速公路通行费等。由于泛珠三角区域内农业资源各具特色，而且农产品市场、农业产业化、农村劳动力和农业资本等也各具特点，比较优势十分明显，因此开辟九省区农产品“绿色通道”，可以促进各地农产品的有序流通，特别是有利于内陆省份向沿海发达地区输送农产品。
第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加强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复苏。
在CEPA的三个阶段下，香港和内地已确定1370项货物的原产地规则。至于现时尚未确定CEPA原产地规则的产品，经香港本地制造商申请，也将在六个月内定出有关规则。服务贸易方面，总计CEPA的三个阶段，内地已同意向总共二十七个服务领域的“香港服务提供者”提供优惠待遇。回顾过去两年，不少香港公司，包括已在香港设立业务的外国投资者，已开始受惠于CEPA的开放措施。香港在2004年经济开始复苏，并在2005年持续走强。据海关统计，受惠于CEPA第三阶段的政策，2006年2月份，深圳口岸一般贸易方式进口香港CEPA项下货物657.73万美元，同比增长了47.35％。泛珠三角区域口岸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香港CEPA项下货物1569.25万美元，享受税款减免优惠额960.79万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95.32％和118.69％。主要进口口岸为：深圳、拱北、广州、厦门、汕头、黄埔、江门、长沙、成都和海口等10个口岸。从2006年前三个月的表现来看，香港经济必将在泛珠三角贸易发展的带动下进一步回升。
（2）制约因素。
第一，泛珠三角大部分省区加工贸易企业总体来说规模小，水平低，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明显。
泛珠三角除粤港澳外的其他地区普遍存在企业“小”、“散”、“乱”的情况。因为这些省区的贸易加工企业多是小型民营企业和珠三角地区转移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些企业在“小”、“散”、“乱”的状态下依然可以生存。但是从区域发展的整体战略和长远战略来看，这些企业对经济带动能力较小，污染问题相对严重，不利于泛珠三角地区开展大规模的贸易合作。以制糖业为例，仅广西一省就有大大小小的制糖企业100多家，这些企业普遍存在着规模小、技术落后、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量大的问题，而且制糖企业集中在秋冬枯水季节生产，对江河水环境造成巨大的环境压力。当然这种问题不仅仅是泛珠三角一个地区的问题，也是困扰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的问题。但是泛珠三角包括省区众多，问题更加复杂，要进行区域调整，利用各自资源优势开展区内贸易，构建国内最大的贸易平台，各地企业“小”、“散”、“乱”的问题必须优先解决。
第二，泛珠三角区域的产业存在“同构化”和“低度化”问题，使得泛珠三角区域内的竞争加剧，效益降低，不利于区域整合。
随着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的建立，产业梯度转移和落后地区的产业承接日益成为区域内经济合作的热点和重点，这种产业的梯度转移和当初港澳企业向珠三角地区的转移有许多类似之处，将对带动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有很大的帮助。泛珠区域合作扩大了粤港澳经济发展的战略纵深地带，为其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释放了空间。
但泛珠三角区域产业结构存在很大的相似性，除了经济发达的珠三角这一辐射中心外，其周边的8省区乃至广东省内的一些较不发达地区产业“同构化”问题较为严重。这不仅会加剧泛珠三角区域内竞争、降低企业效益、阻碍合理的地域分工、导致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难以破除，对区域内的市场一体化发展造成障碍，还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且这些“同构化”严重的产业又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是一些会带来重度污染的产业，这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既浪费了资源还破坏了生态，既无法形成专业化生产和规模经济，又对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作用不大，还会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因此，泛珠三角区域急需内部成员加强协调，实行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相结合的分工贸易模式，建立合理的“分工价格”体系，顺应区域集团化发展趋势，促进区域产业集群的生长。
(二)泛珠三角区域之间贸易发展前景分析
虽然泛珠三角各地区整合中有不利因素的存在，但是整体看泛珠三角区域发展前景广阔，有利因素占主导地位，是顺应当代经济发展的区域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发展要求的。
1、从内部因素看，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将形成国内最大的贸易平台
泛珠三角地区涵盖东、中、西部三个不同的经济地带，且包含内地与港澳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被专家们称为异质性区域合作。九省区的区域面积20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0.9%；人口4.5亿，占全国的34.6%；2004年生产总值46418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34%，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雄厚经济实力，泛珠三角地区若整合成功，将形成国内最大的贸易平台
泛珠区域“9+2”政府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区域贸易壁垒问题，这也是前文分析中泛珠三角地区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在2005年的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上，“9+2”政府出台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泛珠三角合作纲领性文件——《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具体落实，《规划纲要》与《框架协议》一道，被称为两届论坛的两个标志。《框架协议》明确提出了：消除市场体制障碍，打通基础设施瓶颈。《规划纲要》除明确了这一目标外，四大主要措施的前两条首先就讲消除市场体制障碍：一是消除区域障碍，促进市场开放；二是提高通关、检验检疫效率，促进区域贸易。若实施顺利，泛珠三角的各省区将实现市场一体化，通过区域内贸易的经济创出效应、经济转移效应、市场扩大效应和竞争促进效应，进一步拉动各个省（区）的经济增长。
2、从外部因素看，泛珠三角区域贸易平台的整合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同东盟的贸易合作
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10＋1）是经济全球化走向区域一体化中我国参加并起积极作用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区内共有18亿人口，2万多亿美元的GDP，1.3万亿美元的对外贸易总额，是世界上继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林凌：《构建“10+1”自由贸易区的前沿阵地——泛珠三角在“10＋1”中扮演的角色探讨》，《开放导报》2006年第1期，总第124期。从地缘角度看，泛珠三角地区处在我国与“10＋1”自由贸易区的前沿。其中云南、广西、广东、香港、澳门、海南、福建都处在与东盟陆上、海上接壤的第一梯队。香港作为亚洲金融、贸易、航运、服务业中心和WTO的特别关税区，早就与东盟在多方面开展了广泛合作，扮演着内地与东盟合作的枢纽的角色。泛珠三角区域的整合，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香港的纽带作用，通过香港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另一方面，有利于将沿东盟第一梯队省份已经建立起的贸易平台进行整合，在这些省份间形成优势互补，且为相对处于内地的其他泛珠三角省份参与和东盟国家的贸易合作提供更好的机遇，以促进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
三、泛珠三角区域的投资分析
（一）港澳与九省区之间投资的概述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经过一年多的推动与发展，已形成良好的基础和开端，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力度不断加强，合作环境不断改善，在投资领域内取得了骄人的成果。
1、通过经贸合作洽谈会促进经贸交流活动的发展
迄今为止，泛珠三角区域成功举办了两届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和洽谈会，通过经贸洽谈会取得了丰硕的贸易、投资成果。
2004年6月召开的首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政府推动的铁路、水运、电力、科技、劳务、粮食等6个专项签约总金额为1202亿元；企业间在能源、产业与投资、商务与贸易、旅游、农业、科教、信息化建设、环保、人才劳务等十个领域的签约项目840个，金额1724亿元。在所有项目中，能源基础设施类项目85个，金额688亿元，占总金额的39.91%，产业与投资类项目452个，金额559亿元，占总金额的32.43%。以省区相对成交统计，福建省签约项目69个，金额118亿元；江西省签约项目77个，金额150亿元；湖南省签约项目111个，金额180亿元；广东省签约项目710个，金额1630亿元；广西区签约项目128个，金额182亿元；海南省签约项目60个，金额190亿元；四川省签约项目59个，金额48亿元；云南省签约项目39个，金额133亿元；贵州省签约项目86个，金额232亿元；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约项目313个，金额563亿元；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约项目28个，金额23亿元。《洽谈会圆满落幕：签订项目4473个投资金额4535亿》，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网。
2005年7月25日，第二届论坛、洽谈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首届洽谈会至第二届洽谈会闭幕，“9+2”各方共签署合作项目5320个，投资（合同）金额7461亿元。
2、区域投资活动日益频繁
泛珠三角区域各方相互开展各种经贸考察、交流和洽谈活动，逐步形成了区域投资合作新局面。特别是港澳积极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香港充分展示了以现代物流业和金融业为主的国际商贸服务中心的作用，澳门充分展示了旅游中心和区域性商贸平台的作用，既拓展了港澳的发展空间，又推动了九省区的对外开放。从首届洽谈会至第二届洽谈会闭幕，“9+2”各方共签署合作项目5320个，投资（合同）金额7461亿元，充分展示了泛珠三角区域投资活动的强大生命力，展示了泛珠各方经贸合作广泛的空间和美好的发展前景。
第一，加强了产业协作与产业转移的承接。第二届洽谈会的集体签约项目中，工业制造业类项目比重最大，占合同总额的3375%。项目重点突出了东部地区、港澳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西部地区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和主动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开发型产业的梯度转移，体现了各方产业优势互补、协作发展。
第二，加强了开放市场和发展现代物流。“9+2”各方积极消除贸易障碍，实现物畅其流，拓展区域市场的巨大空间。贸易服务类项目占合同金额的17.76%。
第三，加强了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合作。香港、澳门着力于在泛珠区域全面有效落实CEPA协议，在区域合作体系中积极推进和全面支持产业转型、产业梯度转移和对外开放，并充分利用金融、物流和商贸服务优势，加强与“9+2”各方的经贸项目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第四，加强了文化旅游资源的联合开发和旅游区的建设。文化旅游产业成为新的投资热点，体现各方合力打造无障碍旅游区，并建立多层次的旅游合作关系。文化旅游类项目占合同总额的16.94%。
3、促进了港澳与九省区的合作
港澳在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发挥了重要和独特的作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拓展了港澳发展空间，又推动了九省区的对外开放和CEPA的落实，增强了港澳同胞对于港澳繁荣发展的信心，对港澳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自开展泛珠合作以来，港澳特区政府派出多个团队到有关省区访问，内地九省区政府也组织各类代表团在港澳举办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小企业推介会等活动，切实加强了内地与港澳的合作关系。香港经贸推广署还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区域各方的投资协调服务，特别是随着制造业不断向内地转移，推广署不断延伸服务功能，帮助内地企业融资，并利用其对外平台向外拓展。
(二)港澳与九省的相互投资分析
1、港澳对九省的投资
(1)直接投资。
长期以来，港澳一直在尽量利用制度和国际化优势，积极调动海内外资源，支持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到2005底为止，香港对内地实际总投资2595亿美元，其中约有六成投入泛珠各省区，共开办了逾13万家企业。
两届泛珠经贸洽谈会上，香港、澳门两个特区经贸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届洽谈会香港经贸团共签约项目313个，金额563亿元；澳门经贸团共签约项目28个，金额23亿元。第二届洽谈会上，在集体签约的项目中，涉及澳门特区8个，投资（合同）金额9亿元；涉及香港特区的合作项目90个，投资（合同）金额144亿元。
内地特别是泛珠三角区域的九省是港澳重要的向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截止到2004年内地占香港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38.7％。详细分析港澳对九省的投资有两种特点：首先，港澳对九省的投资具有不平衡性，即集中投资某些地区，具体来说，港澳对九省的投资分三个圈层：第一层为广东省地区，该层为港澳经济的紧密联系层，港澳对该层的投资占对九省总投资额的65%左右，并且对该层的投资具有极点的特征，投资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占广东总额的95%以上）；第二层为福建省与江西省，该层为港澳投资的重点区域，港澳对该层的投资占对九省总投资额的30%左右；第三层为广西、四川、海南、云南、贵州和湖南六省区，港澳对该层的投资极少，只占九省总投资额的5%左右。其次，港澳对九省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香港对九省的投资上，香港对九省的投资占港澳对九省投资的95%以上，澳门经济体较小，对外投资额自然也小。因此本节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香港对九省的直接投资分析上。
香港的对外投资主要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此后香港的对外投资逐渐增加，到80年代初，香港已经成为一个资本的净输出地。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的成立，以及经济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吸引，香港对中国内地的投资逐年增加，而且占到了香港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同时，香港对内地的投资也占到了内地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部分，到1995年之前，香港对内地的投资占到了内地实际利用外资额的一半以上。而香港的直接投资主要投向了九省地区，据统计，港商每年在九省直接投资的要占到九省实际利用外资的60%以上。在1985年之前，基本上要占到90%以上。因此，香港是九省外资的主要供应方。九省自1979年以来的FDI数量突飞猛进。
九省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图
a香港对九省直接投资的阶段分析。
按投资总量来划分，香港对九省的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迅速启动期（1979~1990年）。这一阶段香港进入九省的直接投资开始有了质的增加，该阶段香港对九省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占90%以上），对其他八省的投资极少，可以忽略不计。这段时期的香港对九省的直接投资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30％左右，呈现出快速稳定的增长态势，除了在1984年前后处于中英双方关于香港的主权回收的谈判阶段，使得香港的前景不明朗，导致了香港对九省的直接投资有了一个短暂的停滞以外，其他时期都处于强劲的增长趋势下。
第二阶段为：爆发膨胀期（1991~1994年）。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更加明朗和坚定，香港资金也更加看好中国内地的发展前景，香港对九省的直接投资迸发出新一轮的热潮，从1991~1994年香港的直接投资增长了6倍以上。随着对九省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的增长，香港的产业结构也成功的获得了转型，香港的经济结构也形成了现在的这种服务业为主体的比较高级的产业结构。香港这一阶段对九省的投资仍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地区，对其他八省的投资仍处于刚起步阶段。
第三阶段为：放慢调整期（1995~2002年）。在1995年以后，港商对九省的投资基本上放慢了脚步，这与前段时期增长过快，现在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有关。且在1999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这与当时香港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的经济状况有关，也与香港的经济结构转型已成功密切相关。这段时期，香港对其他八省区的投资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增长，2002年，九省利用香港资金的总额约为136亿美元。
第四阶段为：泛珠新时期（2003年至今）。2003年9省区共计实际吸收港澳直接投资144亿美元，约占内地吸收港澳直接投资总额的8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九省统计年鉴2004。内地9省区与港澳的经贸合作不但在贸易、投资和加工生产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在交通、通信、科技、农业、劳务、房地产、环保、旅游、边境事务，甚至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泛珠三角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腹地，香港将成为引领该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港澳和珠江三角洲将会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展极。
在2004年（香港）海洽会上，海南省推出的多个项目大受欢迎，琼港之间签订多项投资协议，8场推介会共签订投资合作协议项目79项，协议投资总额346亿元；签署投资合作意向项目17项，达成投资意向120亿元。
b香港对九省直接投资的结构分析。
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分析，香港对九省的投资首先是从对经济特区开始的，由于经济特区的政策激励以及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条件，经济特区吸引了香港资本的大量进入。随后由于其他地方的开放以及各城市优惠政策的实施，港资逐渐扩散投向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其他城市以及广东省以外的九省其他城市。而由于各城市经济的开放，九省各主要城市纷纷采取措施吸引港资及其他外商投资的进入。从总体上来说，超过70%的港商在九省的投资投向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这说明了香港的投资具有集聚效应，主要集中在几个地区，如何引导港资流向其他地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投资的产业分布看，香港在广东的直接投资主要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服装、纺织品、金属、机械产品和电器产品等。总体来看，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偏小，投资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技术密集度较低。投资的主要形式则采取合作的模式，香港方提供建设计划、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在九省进行加工和装配，最终产品通过香港总部的全球发布网络进行销售。也就是前店后厂的分工模式，这种分工模式在近二十多年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c香港对九省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分析。
根据Hsueh and Woo（1991）以及Shih（1989）的资料估计，香港对中国内地的投资中有40%是内地在香港的企业所为，而其中大部分投资又来源于内地银行，据Wang Chen and Nyaw（1991）指出，香港在内地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只有大约30%是属于真正的外国投资。
可以看出，有相当大比例的港资实质上是中国内地的资本，这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策原因，中国内地对外资与内资实行歧视性的政策，特别是歧视性的税收政策，外资可以享受较大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就驱使一大块内地资金通过在海外兜圈子取得外资身份回去内地投资以享受优惠待遇。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了广东开始阶段的吸引外资有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特殊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内地的投资渠道不顺畅，从而导致了大量的资金通过各种合法与非法途径流到海外以取得外资身份进行投资。
另外，还有20%左右的港资实际上是台资流经香港而到达内地投资的，这主要是由于台湾当局对台资对内地的投资实行限制造成的结果。随着台湾当局逐渐放松对内地的投资限制，这一块的比例呈现出下降趋势。
从上面三种情况可以看出顺畅的投资渠道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如何清理不必要的资金流通障碍和设计合理的投资政策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间接投资。
初始阶段港澳对九省的间接投资基本上都集中在广东省，而港澳对广东的间接投资主要以对广东的信贷投资为主，主要形式有为广东提供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港澳银行商业银行贷款，而广东利用港澳融资的目的以进口押汇、打包贷款和信息咨询为主；现阶段港澳对九省的间接投资则以股权投资为主，即九省企业在香港金融股票市场上市进行融资，以信贷投资为辅。下面分信贷投资和证券投资来分析港澳对九省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
a信贷投资。
港澳对九省的信贷投资基本上集中在广东省，因此，本节只分析港澳对广东的信贷投资。港澳企业对广东的信贷投资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港澳银行商业银行贷款等。由于港澳银行商业贷款是在香港金融市场上由香港的私人银行和银团的广东企业提供的贷款，贷款利率随市场浮动，这种贷款大多由广东的当地政府提供担保，因此对银行来说保险系数比较大，故在1979~1997年的间接投资中港澳商业银行对广东的贷款占绝大多数的比重。
b证券投资。
除了贷款外，购买九省企业在香港发行的股票和债券是港澳对九省的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而港澳对九省的证券投资主要局限在香港投资者在香港股票市场购买九省企业的股票，因此下面只论述香港对九省的证券投资的演进路径。香港对九省的证券投资的路径演进基本历经了五大时期。
第一，市场狂热追捧期。这一阶段主要是1993~1994年间。1993年青岛啤酒拉开了H股在香港上市的序幕，截至1993年底，我国顺利完成了第一批9家H股试点企业中6家企业在香港发行上市，1994年又上市了9家。四川的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普天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省的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则是这一阶段九省在香港上市的首三家企业。这期间，H股受到了市场狂热的追捧，引发了认购热潮。
第二，问题集中暴露期。这一阶段主要是1995年和1996年。香港投资者对H股的追捧热情只持续到1994年11月。因广东企业大多业绩不良，企业的管理层对海外资本市场运作规律不熟悉及不善于维护与投资者的关系，信息披露存在诸多问题等原因，导致H股一级市场筹资困难、二级市场低迷不振。1995、1996两年中全国只有7家企业成功到香港上市，其中只有2家是九省的企业，分别是1996年5月上市的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和1996年7月上市的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香港回归狂涨期。这一时期包括1996年底至1997年上半年。受香港回归利好消息及国企重组概念的影响，香港股票市场上出现了“红筹热”，连带H股迎来了第二次的高潮。1997年也是历年发行H股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一年，全国共发行了H股16家，其中有6家是九省的企业，分别是：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深中航还创了H股超额认购的记录。
第四，金融危机爆发期。1997年的涨势没有维持多久，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很快席卷而至，H股指数从1997年8月26日的高峰1783点跌至年底的732点，跌去2/3。从此，H股股票又开始了漫长的下跌之路。1998年全年，只有两家H股公司挂牌，九省更是一家全无。1998年H股股票基本上呈单边下跌趋势，除了广东的科龙以外，全部跌破发行价格，有的甚至跌破面值。2000年，H股背离大市仍在不断走低。这段时期内，只有在1999年8月的时候，深圳的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主板上市，也是这一时期内上市的唯一的九省的企业。
第五，复苏飙升期。2000年中期开始，受到国内经济高速增长的带动，H股开始复苏。2001年开始，国企指数节节攀升。2002年更成为1997年以后发行H股最多的年份。这期间，九省共有10家公司挂牌，分别是：成都托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美兰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宝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广东南粤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比亚迪成为公司注册地在九省的第一家H股民营企业，从此也带动了其他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的步伐。
(3)港澳投资对九省区经济的带动效应。
a扩散效应。
首先，对经济总量增长方面的贡献。香港对九省的投资对九省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国外一些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进新技术的重要渠道。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资本存量、知识和技术的综合体，因此，它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是多方面的，外资的注入可以增加用于投资的总体财政资源，缓解潜在的发展瓶颈，如储蓄和外汇短缺。
其次，为九省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融资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对于中国内地的不少企业来说，尽管国内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的发展为企业融资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中国股市的上市门槛还很高，并且政策主要向国有企业倾斜，民营企业上市难度更高，因此，总体而言，目前企业在中国国内上市的机会较少，筹资渠道比较有限，以致不少企业纷纷选择在海外上市融资。内地企业在海外上市，有90%选在香港上市。截至2003年7月底，已有242家内地企业在港上市，融资额超过7800亿港元，其中在港上市的Ｈ股和红筹股公司中有23家是广东省的企业。从1986~2002年5月，中资企业在香港的股票市场总共集资约852亿美元。香港许多商人银行和证券公司都成为内地B股的承销商，渣打、汇丰更成为深圳B股的清算银行。香港资本市场上专门投资广东等地的“中国基金”就达20多种。可见，香港的金融市场为广东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特别是早期的起步发展阶段，港澳地区对广东的信贷投资更是为广东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灵活的、利用期限长的资金，补充了建设资金的不足，解决了部分建设项目的资金急需，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数据来源：香港联交所。
再次，推动九省企业的变革。九省企业在香港上市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推动企业变革，大型国有企业海外上市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推动作用已日益显现。海外上市能够推动国企改革的作用主要是可以推动国有企业实现政企分开，也促进这个行业监管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形成有序的竞争，并且接受公众的监督，在透明的监督条件下，形成了良性的行业架构。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监督约束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符合市场规则的公司治理结构，在经营管理理念和方式的安排上，完成市场化的转变，这样也大大提高了九省企业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竞争地位。在上市过程中，它是通过体系的作用，这个体系是完整的法律体系，它有一些成型的规则，在严格执行这些规则的情况下，对企业内部的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对民营企业也一样，境外成熟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要求较高，上市的过程就是迫使企业改制的过程，通过海外上市接受更高素质投资者和更规范的国际资本市场的监督，对于企业的改革、发展与提高是大有裨益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境内企业海外上市的首要目的，应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通过规范的公司改革，建立适应社会化生产和市场要求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具有强大实力和发展活力的现代企业。
最后，为进出口贸易提供便利。香港资本金融市场的筹资作用往往是伴随着香港与九省地区之间的贸易发展的。1996年香港与内地进出口、转口贸易额为一万多亿港元，与1978年相比，年均增长29%。这一庞大的贸易交易如果没有银行系统做后盾，是无法进行的。同时，对内地的贸易融资成为香港银行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1981年内地向香港金融机构贷款和拆借金融货币66.35亿港元，到1996年香港回归前，这一数字增长到3064亿港元，增加了40多倍。而该阶段九省利用香港融资的目的以进口押汇、打包贷款和信息咨询为主。
b外溢效应。
港澳企业不仅通过填补资金缺口，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出口创汇，促进贸易等对九省区经济增长提供直接的支持，而且还对九省区其他类型企业的效率提高产生促进带动作用，这就是外资企业的外溢作用(Spillover effect)。对九省区来说，外资企业的外溢效应，也即“外部效应”，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方面是指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入和存在，引起和本地企业之间业务上的联系，从而引发了前后产业联动效应；另一方面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入引起了本地公司面临的竞争加剧，迫使本地公司进行技术改进，制度变革等，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三方面是促进九省区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和市场意识的发展与成熟，这方面的影响更是长远和深远的，但由于这种效应的无形性导致人们很容易忽视这种效应。
首先，产业联动效应。港澳企业的进入对九省区同类或相关产业产生了技术性外溢效应，促进了其产出效应的提升。港澳企业通过与九省区当地的供应商（主要是加工供应商）的前向联系，通过订单和样本向九省区企业提供初始基本的加工技术，使九省区迅速完成加工技术的初始积累，促进九省区初期的加工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九省区快速成长成为世界工业的加工基地。在这方面港澳企业功不可没，最典型的作用是促进广东专业镇的成长，并对其长期健康发展带来深远的结构性外溢效应。
其次，带来了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相对内地企业而言，港资企业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更科学的财务管理系统，他们熟谙市场营销和开发，拥有国际营销渠道，因此，港资企业的引进使得内地企业模仿学习成为可能，产生技术和管理的外溢效应；另外，港资企业雇佣本地的员工，为内地培养了一批管理人员和熟练的技术工人，产生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这些企业更是培养了九省区新生一代的企业家，使他们习惯了在市场环境中运作。从而提高了九省区企业的生产效率。
再次，促使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从港澳企业在九省2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正是外资企业的市场化运作促使九省的市场机制快速的建立起来，并且日益走向完善。以广东省为例，大批外资企业的投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大量外资以及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广东，促使生产要素市场的迅速形成和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目前广东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这些成果离不开港澳企业的推动作用。并且港澳企业带来了全新的经营观念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打破了传统的经济模式，推进了广东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最后，促使市场观念与契约意识的形成。港资企业进驻九省区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还促使人们的社会价值理念发生转变，促使人们从自然经济观念中解放出来，接受市场观念和契约意识，人们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掌握和驾驭便利了内地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引进，为整个社会朝着市场经济方向的发展提供了深层次的动力。所以，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引进外资的社会效应比直接的经济效应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深远。
2、九省对港澳的投资分析
(1)九省对港澳投资的阶段分析。
由于从解放后到现在为止，九省一直是港澳资金的净流入地区，资金流动方面基本上是港澳向九省单方面的流动较多，而从九省流入港澳的资金基本上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港澳的。可见，九省对港澳的间接投资量极小，因此，九省对港澳的投资以分析直接投资为主。中国内地对香港的投资在1978年以前数额很少，资产规模有限，规模比较大的主要有中银集团、华润集团、招商局和中国旅行社4家。1979年之后，中资企业开始大举进入香港，但开始阶段的中资企业大多具有中央或地方政府背景，具有明显的政府行为特征，这体现了当时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这些中资企业俗称为“窗口公司”；1992年以后，中资进入香港投资的速度明显加快，并且中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开始转向追逐经济利润方面，逐步从原来的政策性行为中独立出来。总的来说，中国内地对香港的投资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目前正处于一个稳定增长的时期。
九省企业在香港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a缓慢发展阶段（1978年以前）。
这个时期，九省的绝大多数中资企业处于来港初期，都是从事传统的与国内相关的贸易业务，或者充当国内与香港经济交往活动的中介，业务范围十分有限，随后才慢慢向贸易代理与自营贸易相结合的阶段过渡。这个阶段九省对港澳的投资主要以福建、广东对香港的投资为主，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和闽港控股有限公司为代表，此阶段九省企业对港澳直接投资处于缓慢发展阶段。
b膨胀发展阶段（1979~1984年）。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各级政府对对外投资的限制开始放松，促使许多资金流进香港投资。在港的九省企业也进入了以贸易为主导，并采取多元化的经营策略。大多数企业进入香港市场一段时间后，逐步适应了香港的发展环境，一些基础条件较好的企业，在贸易的基础上开始逐步开展旅游、酒店、地产、实业、基础设施、保险、运输等多元化的经营。这一阶段九省对港澳的投资主要仍以福建、广东对香港的投资为主，闽信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
c稳步增长阶段（1985~1997年）。
1985年5月27日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香港进入了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的过渡期。这使得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投资有了一个长远目标，为了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时配合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更好的利用香港的优势地位，以中国内地为背景的资金开始大量进入香港，九省对香港的直接投资进入了稳定增长的时期，九省的投资主体也扩展到广东、福建和云南。
1992年，招商局国际成为第一个在香港上市的中资企业红筹股，从此拉开了九省企业香港上市的序幕。同年，云南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也实现了在港上市。到1996年内地在港设立的中资企业已有1600家。在港的九省企业也不断扩展本身在港业务，还通过注资、收购、入股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资活动，且联合华资、外资大量投资于香港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项目，积极参与香港的资本市场。也正是在此阶段，红筹概念也开始形成。
d危机调整阶段（1998~2003年）。
受1997年亚太金融风暴的冲击，红筹股领衔急挫，许多企业严重的财务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如1997年3月刚上市的广东信托投资公司由于严重的问题于1998年10月被中国人民银行关闭清理，进而在1999年1月申请破产保护，1998年粤海集团的严重的财务危机也被曝光出来，这两起财务问题对香港经济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而这两家广东企业所产生的巨大震荡和骨牌效应接踵而来，引起香港各金融机构的恐慌情绪，纷纷收紧贷款政策，这导致部分有需要在当时安排再融资的中资企业，可能因再融资失败而陷入财政危机。一些中资企业也因此在财务运作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压力，迫使企业售卖许多物业资产以解决财务困境。
e新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
CEPA签订以来，九省对港澳的直接投资又有了一些新发展，投资主体逐步扩展到广东、福建以外的其他七个省区。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55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93%，截至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448亿美元。其中对香港直接投资存量为304亿美元，占全部的比例为679%，澳门为625亿美元，比例为14%，港澳约占全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0%；2004年中国对香港直接投资流量为263亿美元，对澳门直接投资流量为027亿美元。200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九省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253亿美元，大约70%以上投向港澳，这样测算，九省区对港澳的直接投资存量大约为18亿美元。而广东的直接投资存量已经占到九省区总量的89%。
从九省对港澳投资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可以看出，九省对港澳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对香港的直接投资上，特别是广东省更是集中了九省投资的90%左右，其他七省对港澳的投资还处于尚未起步阶段。
(2)九省区投资对港澳经济的促进作用。
近20年来，中资企业发展成为香港经济中具有影响力的企业群体，九省区中资企业则是中资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香港的繁荣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中资企业对香港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保证香港居民日常生活方面，中资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是香港鲜活食品的主要供应商，为香港市场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丰富稳定的货源。
第二，香港中资企业的发展吸引了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向香港，扩大了香港的资本规模，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信息、旅游和商业服务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中国国有企业把香港作为境外上市的主要场所，意味着中资企业将国内的一些主要产业与重点项目带到香港市场上来融资，这对进一步完善香港股市结构，维护香港作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尤其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对于香港的金融、会计、律师、评估等行业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
第三，中资企业是香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香港中资企业的市场地位日趋显著，在银行、保险、航运、旅游等主要行业都占香港1/5以上的市场。目前，驻港中资企业已超过2000家，总资产规模折合2200亿美元，雇用当地员工约43万人(根据香港中国企业协会表示，他们现在已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故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未能确定有关资料)。在香港的一些主要行业如银行、保险、航运、旅游等，其业务量及市场占有率保持在25%左右；在港承建的各类工程约占香港工程总量的12%至14%；贸易额约占香港贸易总额的5%。作为国家在境外最大的企业群体，驻港中资企业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及国内的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中资企业发展为香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中资企业是促进香港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中资企业继续在香港发展，带来了国内的信息、需求、资源，成为联结香港与国内市场的重要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香港的市场发展空间，丰富了香港的经济活动内容，也为香港广大投资者进入国内市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第五，中资企业是香港与内地联系的纽带，成为促进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尚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两地主要发展贸易往来，转口贸易规模成倍增长。之后香港逐步将制造业转移，再加上国内经济周期的调整，转口贸易在90年代初有所下降。1991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香港与内地的转口贸易增长非常迅速，呈现出持续的增长态势。香港中资企业对促进两地经贸合作可谓功不可没，内地已经成为香港转口贸易的最大需求者。且通过这种联系扩大了香港对内地经济的渗透能力，有助于香港企业开拓更大的中国市场，也增加了香港对内地的经济影响力。
(三)九省间的相互投资
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各方相互开展各种经贸考察、交流和洽谈活动，逐步形成了区域投资合作的新局面。第二届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以来，各方经贸投资活动日趋活跃。目前九省区间的投资合作大多通过各省轮流举办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来完成，到现在为止，泛珠三角区域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两届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为九省区间的投资活动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第三届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将于2006年6月在昆明举行。由于目前尚未有九省区之间的投资统计数据，笔者从各种渠道搜集了一下相关资料，本节只能对九省区间的相互投资状况进行简要的介绍。
1、广东对四川、海南、贵州、湖南的投资
四川是广东在西部投资最多的省份，仅从2001~2004年投资额达123亿元，其中2004年就有45亿元。在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上，广东与四川省签约项目42个，合同总金额达110.87亿元。两省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载体。通过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法，着重推进双方的经贸合作，力争实现资金、技术、人才、品牌、信息、资源、管理等要素在川粤之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
2004年首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上，粤琼达成签约实业型项目27个，目前履约金额已达14.85亿元，相当于2000~2003年间广东向海南3.5亿元投资总额的4倍多。2005年3月，广东经贸考察团又赴琼达成一批初步合作项目。如广东民营企业广东烨龙集团有限公司开始联合中国五矿钢铁公司，拟参与海南钢铁公司的改制重组运作，和共同投资建设叉河80万吨棒线材轧钢厂两个项目，以上项目总投资额达39亿元。同时，琼粤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加大合作力度，如在琼粤两省通力协作下，粤海铁路分别开通了跨海客货运输，琼粤等五省电网并入南方电网，同时组建了南方电网公司。
在贵州，广东企业截至2004年底投资额已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广东企业目前已成为贵州引进外来资本中最大的投资群体，成为贵州西部大开发纵深阶段一支重要的投资生力军，百亿元民间资本涉足煤、电、矿产等领域。“这是‘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成果。”
在湖南，广东企业截至2005年底投资额已超过20亿元人民币。仅广东沙河实业就投资了17亿元在长沙开发水利工程项目。
在海南、贵州投资的粤企只是“9+2”经贸合作中的缩影。刘晓捷分析，泛珠区域合作以来，区域合作呈现四个转变：一是合作从近期的项目投资贸易向长远的劳务、科教、人才、文化、旅游、农业、电力、交通等领域拓展延伸；二是从单一的经贸合作向经济社会全面的合作转变；三是从企业的自发市场行为向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转变；四是从偶然的项目投资机遇合作向系统的部门合作机制转变。这是进一步贯彻落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具体体现，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2、海南与四川的相互投资
第二届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及四川（海南）经贸交流暨投资与项目推介会在海口举行。会上四川经贸代表团共推出包括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软件园区等精选项目多达331个，其中工业类246个，投资金额438.75亿元人民币；其他类项目85个，投资金额226.74亿元人民币。川琼之间经济合作前景广阔。洽谈会寻找到了两省项目合作对接的途径，更重要的是找到两省经济取长补短的纽带。尤其是海南近年来热带高效农业非常出色，无论从品种、作物都居于全国前列，而四川南部也是亚热带地区，在这方面是空白。海南畜牧业是个薄弱环节，而四川的种猪培育，饲料加工方面在全国遥遥领先，两省在这方面合作潜力巨大。资料来源：海口海报网。
3、江西与其他省份的相互投资活动
江西省与“9+2”区域内的西部省份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多。2004年从省外进来的资金是600亿元，其中来泛珠三角八个省区的是145亿元，占25％左右。2005年，江西省与四川省就达成了5个合作项目。包括与四川成都圣邦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四川自贡贡井玻纤有限公司、四川北方硝化棉有限责任公司、川铃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和四川科伦集团达成的合作项目，总投资额超5亿元。
(四)港澳间的相互投资分析
由于香港与澳门距离相近，历史背景相同，以及人员交往频繁等因素，从香港开埠始两地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两地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其中，港澳之间的投资主要以香港对澳门的投资为主。在香港对澳门的投资过程中，澳门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总体来说，香港对澳门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博彩、制造和金融业。
在博彩业方面，早在1962年香港资本就开始大规模投资澳门博彩业了。1962年，由霍英东、何鸿燊、叶汉、叶德利等人筹划组成的具有港资色彩的财团，以每年缴纳316.7万元赌税。以及在赌业纯利中拨出10%作慈善用途，其余的90%全部用作建设澳门、发展澳门的承诺夺取了赌场专营权。1962年以后，澳门的博彩税得到大幅度的增加。1930~1936年每年博彩税收入为60万元，1937~1961年每年博彩税收入为180万元，1962年一年就达到了316.7万元。
在制造业方面，最早是香港厂商到澳门投资设厂，首先推动了澳门制造业中纺织制衣行业的发展，从而改变了昔日澳门仅有几种传统产品的旧产业结构，奠定了澳门制造业的基础。此后，澳门制造业如电子、玩具等新兴行业的设立与生产，亦和香港的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70年代至80年代初，香港厂商在澳门制造业的投资超过60％，而其他生产要素，如机器设备、原料、技术和专业人才等亦主要来自香港。
在金融业方面，澳门对香港存在很大的依赖性。首先，澳门币是与港币挂钩的，两地银行的利率也是基本同步同幅的。港币在澳门具有相当突出的地位，港币在澳门可以自由流通。在大型银钱交易中，使用港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数量比澳门币大得多。在银行的存款中，港币也占较大的比重。在澳门的中资和外资银行中，大部分直接隶属于其香港总部。由于澳门仍未形成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没有股票市场，投资工具不多，因此，澳门银行的一些业务要在香港进行，澳门居民在股票、黄金方面的投资和买卖，也只能通过相关的代理机构，在香港市场上进行具体的业务运作。当然，澳门大量吸收和使用港币，也为港币的稳定和流通带来一定的调节作用。
2002年以来，香港对澳门的投资也趋向多元化，向高层次的方向发展。根据有关资料，近年来在澳门的港资主要开办了磁带厂、钢琴厂、露营帐篷厂等多家工厂。这些新投资的工厂虽然投资规模还不算大，但在为澳门工业转型和多元化、升级换代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而在地产、旅游、金融投资方面，香港公司在澳门也十分活跃。
（五）推进泛珠三角区域间投资便利化
1、推进投资便利化的必要性
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过程中，区域内的贸易发展是基础，区域内的互相投资是重要的推动力量，贸易与投资互相促进，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促进投资的快速发展，形成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必须依靠投资的一体化发展来完成。在泛珠三角区域内部，粤港澳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过程早已开始，尤其是在内地改革开放以后，发展更为迅猛，粤港澳之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加强是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基础，粤港澳之间的互相投资有力地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的经济融合。
中国内地对外商投资的管理主要通过一系列外商投资优惠政策来实施。主要有国家、省、市县政府三个级别的外商投资管理政策。九省区各地区大多通过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来吸引外资的到来。在优惠政策方面，各地区的政策多有不同，五花八门，管理比较混乱。这对形成统一、透明、公正的投资政策有较大的负面作用，容易造成各地区政府为了争夺外资资源而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对市场进行过多的干预，对内资企业的歧视性对待，从而损害正常市场机制的运作。地区政府除了制定优惠政策等法律行为，还开展形式多样的招商活动，到港澳地区进行招商引资。而港澳方面对待国际投资的主要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实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基本上属于放任自由状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港澳与九省区之间的合作更加深入和广泛，合作方式不断创新，合作范围也扩展到了制造业以外的其他各个领域。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合作仍然处在简单的单一商品一体化阶段，9+2分属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关税区之下，经济活动大都是在民间和市场的自发推动下进行，经济合作主要通过建立在比较优势原则上的各地之间的商品和投资往来实现，推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最大的力量来自于市场的力量，9+2政府之间主动的协调与合作政策仍较少，这造成了投资便利化的进展还远没达到投资一体化的程度。
因此，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