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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帮中国办洋务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3-07-14 15:39   发表评论>>
    19世纪中叶,在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和两次鸦片战争一连串的打击下,清政府以总理衙门大臣奕、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为抵御外辱、维护清廷的统治地位,应当抛弃陈腐的“祖宗之法”,转而引进西洋先进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也已认识到,要维护自身统治不得不借助西方的火枪大炮,因而默许了洋务派的提议,于是一场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洋务运动在“办洋务”的热潮中开始了。

    军工企业的兴起

    洋务运动一开始的目标是巩固国防,创办“自强新政”以“求强”,具体表现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下令都司(四品)以下军官学习西洋武操,各省防军开始更换新式武器。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制炮局,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由此拉开序幕。1864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西洋炮局,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成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造船厂),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办天津机器制造局。短短几年间,在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成,火枪、大炮、弹药、蒸汽战舰都能在国内制造了。

    为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清政府邀请了许多外国专家。李鸿章在上海建立的制炮局邀请英国人马格里主持;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开设了翻译馆,英国人傅兰雅成了翻译馆第一个专职外国译员;福州船政局则由原宁波税务司的法国人日意格和法国军官德克碑为正副监督,还雇有几十名法国技师和监工;天津机器制造局以英国人密妥士为总管。

    兴办各种军工企业,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力量。但由于盲目上马,许多洋技工技术不高或搞技术垄断,导致许多企业倒闭,造成很大浪费,甚至发生了一些事故。1875年1月,由马格里主持的金陵制造局在大沽炮台试放7门大炮时,就有3门炮身炸裂,当场炸死士兵数人,其余4门均成废铁。

    京师同文馆中的洋教习1859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奏请咸丰皇帝设立外国语学校。

    这一建议受到咸丰皇帝的高度重视,遂下令筹备建校的各种事宜。1862年,洋务运动代表机构总理衙门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英文教习。同年6月,学馆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正式上课,定名为“京师同文馆”。

    同文馆建成后立即设立各种学习馆并着手网罗师资。1863年4月,俄罗斯文馆被合并进来。不久,法文馆也同时开办。由于同文馆沿袭旧的教学方法,学生程度太差,使同文馆底气不足。1870年以后情况逐渐改观,各地陆续选送优秀学生到京。美国人丁韪良担任该馆总教习后,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添设了德文馆,并正式规定,除了英、法、俄、德等外语以外,学生要兼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译书等课。这一变革使同文馆由先前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以外语为主,兼学多门西学的综合性学校。至1877年,馆中已有学生101名。后又设置东方馆学习日文。这一时期,同文馆规模扩大,在上海和广州设立了分馆。

    当时来华执教的外语教师共54名。这些人除了在同文馆授课外,大部分还在其他领域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洋务运动时期在华活动外国人的代表人物。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同文馆被迫停办。1901年底,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1889年,主管该馆事务的曾纪泽对学生的水平作过一次统计:该届100多名学生中,学习优秀者约占20%;不堪造就、应予淘汰者10余人,约占10%。京师同文馆在这一时期培养了一批卓有成绩的外语人才和28名高级外交官。

    担任同文馆第一任总教习的丁韪良是洋务运动中外国人向中国人传授新知的代表。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在自然科学、国际公法等方面有良好的素养。1869年11月26日,总理衙门聘请他出任同文馆总教习,他一干就是25年。

    1863年,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律例》(即《国际法原理》)。不久,《万国律例》由恭亲王奕拨专款付印出版。在这本书中,中国人见到了这样一些字眼:权利、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等。1869年,丁韪良辞去长老会的教职,受清廷三品文官衔任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在李鸿章推荐下,光绪皇帝授丁韪良二品顶带衔,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

    在中国办报纸和杂志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外国在华书刊出版业发展迅速。19世纪末,外国人在华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

    1815年4月17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来华,带领中国雕刻印刷工人从广州出发,至马六甲(今属马来西亚)筹建英华书院及其印刷所,同年8月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月刊。

    1865年2月2日,英国人约翰·查尔默士在广州创办报刊《中外新闻七日录》,报道内容遍及天文、气象、数学、物理、医学、工业技术等领域,极大地开启了国人的眼界和心智。

    1874年3月,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1876年2月又创办《格致汇编》,它是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类的综合性期刊。该刊旨在介绍西方科技成就,登载科技新闻,评介或摘译西方新出版的科技书籍,凡西方科学技艺均有涉及。1885年,他又创办当时唯一的科技书店———格致书室,书室被称为“中国青年学生学习西学的‘麦加’(圣地)”。傅兰雅在华20余年,翻译、出版过逾百种科学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清廷为表彰傅兰雅,特赐他三品头衔。

    1868年9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文周刊《教会新报》,1874年9月改为《万国公报》。该刊介绍过哥伦布、哥白尼、牛顿等的传记,还介绍天文、地理、医学、农业、化学、技术等内容。此刊在维新运动时期影响最大,发行量一度达到4万份。

    与此同时,外国人还广泛建立书局和学会。英国安力甘教教士麦都思,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除印行布道宣传品外,也翻译出版过一些科技书籍。最著名的有《续几何原本》,此书系接续明末徐光启和利玛窦所译《几何原本》的后9卷。

    “广学会”是教会在中国设立的比较大的出版机构,光绪十三年(1887年)成立于上海,初名“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创办人是英国教士韦廉臣,他和李提摩太先后任督办主持会务。广学会出版的书籍,自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共约400种,初版、重印合计共达100多万册。

    广学会的书籍对维新运动产生很大影响。光绪皇帝为了参考西法和了解西学,找来阅读的129种新书中,广学会出版的就占了89种之多。

    洋教士兴办学校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便把培养宗教人才作为一项活动计划,因当时中国尚处于禁教时期,马礼逊于是先以华侨聚居较多、又邻近中国的南洋马六甲作为基地。洋人在华兴办学校由此引燃了火种。

    鸦片战争以后,已建成的马礼逊学堂和英华书院都迁至香港,两校分别由美国教士布朗和英国教士理雅各主持。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课程设置也日趋正规。中国著名的新学人物容闳和著名西医黄宽,都是该校的学生。后来他们又由布朗带到美国留学。

    19世纪60年代以后,教会学校明显增多。到70年代中期的十几年间,教会学校的总数增加到800所,学生达2万人,以小学为主,但开始有少量的中学。

    19世纪末,教会学校总数增至2000所左右,学生达4万名以上。中学的比例提高到10%,并开始出现大学的雏形(此时尚属在中学的基础上加设大学班级)。后来国人创立的天津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都是在洋人支持或影响下建立的。

    在中国创建西医产业

    在外国人来华的大潮中,西医悄然兴起。道光十五年(1835年)冬,一位年轻的美国传教士、医学博士伯驾在广州开办了眼科医局。前来就诊的人络绎不绝,有看眼疾的,也有诊治其他疾病的。

    伯驾医局设立的第一年,收治病人2100多人次,慕名前来访问参观者不下六七千人次。到鸦片战争爆发时,经伯驾诊治的病人已有近万人次,且都免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也曾间接地接受过伯驾的诊治。

    伯驾于咸丰五年(1855年)出任外交官后,由另一美籍传教士、医生嘉约翰接办医局。咸丰九年(1859年)医局迁至广州南郊,重建后改称“博济医院”,嘉约翰担任院长直到19世纪的最后一年。

    嘉约翰在医务、医学方面的成绩颇为突出。他在主持博济医院期间,门诊病人达74万人次,曾为4.9万名患者动过外科手术,还培养了150多名西医人才。

    到19世纪末,像博济这种规模和水平的教会医院已有很多。从教会当时在华医疗机构的规模看,基督新教所属的大小医院、诊所有40多家,天主教所属者也有数十家,主要分布在一些较大城市。

    教会在华办医,不免带有浓重的宗教气质和殖民色彩。对病人的“肉体拯救”最终是为了“灵魂拯救”,其直接目的,就是博取人民的信任,令其逐渐接受基督教,使医疗成为福音事业的从属。但教士医务人员当中,基于宗教真诚信仰所要求的人道主义而来华从医者还是不乏其人。他们不但为诸多患者解除了病痛,而且还传播了西医西药知识,培养了一批西医人才。

    外国人对洋务运动的贡献

    在洋务运动期间到中国从事活动的人中,教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的服务对象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以文化事业为主要表现形式,影响主要在教育、出版、企业等领域。也有一部分外国人,比如曾经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和赫德,以及参与中国外交的美国人蒲安臣,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也很有影响。

    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的这些活动,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和精神渗透是其重要目的之一。传教士李提摩太在“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中说,只要控制住中国出版的“主要报纸”和“主要杂志”,“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脊椎骨”,可谓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但这些活动同时也让中国人开阔了眼界,接受了新知识。普鲁士人郭士立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者,他曾坦诚地说:“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到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的观念”,“让中国人相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环球时报》 (2003年06月02日第十一版)

文章来源: 责任编辑: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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