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11月20日文章】题：中国徒劳的节能努力(作者〓《中国经济季刊》执行主编阿瑟·克罗伯)

    中国给自己确定的目标是在今后五年内把其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有可能实现吗?简单的回答是不可能，除非它接受能源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确定，而中国是不大可能这样做的。

    根本问题是，中国正进入单位产值能源消耗上升的增长期。从1980年到2002年，GDP每增长1元人民币所消耗的能源就降低了三分之二。但是，从2002年到2005年，GDP每增长1元人民币所消耗的能源反而上升10%。

    中国政府担心，在高能耗工业部门的过分投资会引起无法弥补的环境破坏，并且还会使国家过分依赖进口能源。因此，中国已经采用两大机制来降低能源消耗。

    第一个机制是，它希望鼓励地方政府官员促进对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投资。它公布各省能源消耗与GDP的比率并奖励能降低这个比率的官员。

    根本问题是，有两种方法可以降低这个比率。一个方法是减少分子(能源消耗数)，另一个办法是增加分母(G)。以前，这些鼓励总是促使地方官员投机取巧，那就是增加分母。就能源而言，GDP最高的省份也是能耗率最低的省份，这一事实也加强了这种自然倾向。

    因此，各省官员很容易得出结论，只要追求经济增长，他们的率很可能也会降低。因此，中央政府并没有什么激励措施促使地方官员以降低GDP的代价来提高能效。

    第二个机制是工业部门的能效目标。特别是，中国政府试图让1000家最大的工业集团——它们占将近一半的用电需求——签署合同，保证降低它们的单位产量用电量。

    这没有什么错，但是，即使所有的合同都签了，对中国整个能源工业也不会有太大影响。理由是，大多数中国工业部门的单位产值能耗都已经下降了，因为这些工业部门的公司都在迅速增加生产能力，不断扩建新厂房和安装新设备。设备越新，能效就越高。

    因此，政府实际上是让各公司继续做他们已经在做的事情。它忽视了问题的真正根源：中国的单位产值能耗之所以上升，并不是因为其单个工业部门的能效下降了而是因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转变，高能耗工业部门在产出中所占份额增加了。

    如果政府果真想要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它首先就得劝阻人们投资高能耗工业部门。最好的办法是放宽对能源价格的控制。如果高耗电工业部门必须为它们在用电高峰时给电网造成的紧张支付全部费用的话，它们就没有那么大的投资动力了。

    迄今为止，政府一直不愿意放宽对电力价格的控制，担心这样做会给该系统带来太大的风险，使经济更难控制，从而要求对电力价格进行小心谨慎的逐步改革，而不是进行大爆炸式的激烈改革。

    但是，只要电力价格不反映实际的供需关系，中国提高能效的努力就将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