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1月28日一期文章：重视日中关系派与右派的绝妙关系构筑“中日互惠关系”（作者：朱建荣，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

在小泉纯一郎内阁时代，中日关系恶化到了双方建交以来的最坏程度，其直接原因就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小泉前首相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全然不顾中国的意见和感受。在那之前，虽然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也存在不少分歧，但靖国神社问题尚未成为双方的主要矛盾。另外，即便双方发生了一些摩擦，只要彼此能够多少为对方考虑一下，关系也不至于僵化到这种程度。而靖国问题之所以掀起了这么大的波澜，让中日关系变得水火不容，不得不说是小泉前首相的责任。

但是，事先要强调的是，中日两国都已进入社会结构的转换期。

两种“民族主义”的冲撞

当我20年前，即1986年来到日本的时候，日本正处在泡沫经济未崩溃时期的富裕阶段，似乎无暇顾及中国。那时历史认识问题又远比现在来得严峻，但由于日本的富裕、中日双方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低迷的经济中丧失了自信，外交也大不如以前那么游刃有余。丧失自信之后，为了鼓励自已，往往会采用一些粗暴的方式和言论，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如此。其结果就是很多日本人叫嚣“不要向中国下跪”。冷静点儿考虑，像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根本不必也不会向谁下跪。

反过来说，中国怎么样呢？对于中国近年来的反日动向，很多日本人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对国人进行反日教育的结果”，或是“中国这个贫穷的民族拿反日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其实，这些看法都是错的。

如果是政府的反日教育激起了民众的反日情绪，那中国从1990年到2002年几乎没有发生一起反日游行的事实如何解释？各种调查和证据显示，中国人对日感情的恶化，明明就是从小泉前首相无视中国的抗议，肆意参拜靖国神社的2002年开始的。

第二种说法的错误在于，中国并不是一个贫穷的民族。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已经通过经济发展变得自裕起来，已经是开始拥有自己主张的中间层国家。中间层国家的特点是对内主张各种权利，对外有一些民族主义的倾向。

虽然成因各不相同，但当丧失了自信的日本民族主义，遇到了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民族主义，小泉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便如同一枚炸弹，引爆了双方的互反情绪。

利益主导下双方妥协

但是，当安倍晋三政权启动后，中日两国成功地寻找到了双边关系的妥协点。小泉前首相是把“参不参拜是我的自由”挂在嘴边，对其他人视若无睹。而安倍首相则采用暖昧战术，称当靖国神社问题成为外交问题之后，不说参拜也不说不参拜。安倍首相的想法暂时另当别论，但至少他已经把中国的抗议看成了外交问题，决定慎重对待。正是安倍首相的这种态度，成就了中日妥协的基础。

安倍首相在就任后便马不停蹄地访问中国，除了顾及中国以外，还有其他的几个原因。首先，小泉前首相采取日美关系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在亚洲失去了应有的影响力，招致了国内，特别是经济界的极大不满。因为日本经济界必须得在东亚地区相互依存的环境下成长。另外，考虑到明年的参议院选举，为了避免在野党批评政府亚洲外交的失败，自民党也不得不在亚洲外交上做些文章。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安倍首相毕竟没有放过机会，切实改善了中日关系，这本身已然非常值得肯定。

中国也放弃了原先“不承诺放弃参拜靖国神社就无法改善关系”的顽固态度，积极地回应了安倍改善关系的要求。中国现在必须要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日本在举办东京奥运会前后也同样面临的。中国需要借鉴日本的经验，也是其积极与日本改善关系的原因之一。

中国深知，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构筑东亚经济圈不可或缺。因为东亚是中国资源和技术的来源，也是中国产品的市场。而在东亚经济圈的GDP中，日本和中国就占了80%。构筑东亚经济圈，少不了日本的合作。

此外，中国还有如下几个接近日本的理由。第一，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无法容忍中国的崛起，正在构筑对华包围圈；第二，台湾正在谋求从中国独立出去。这两点，是中国最为担心和恐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