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印核协议、朝鲜核试爆、伊朗核危机……，2006年是国际军控与防扩散机制面临重重挑战的一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现有国际机制能否继续有效运行下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负责人巴拉迪悲观地预言，如果现有局面得不到控制，核武发展能力将扩散到30多个国家。具体而言，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挑战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的挑战来自合法的核武器大国，尤其是美国

首先，美国刻意回避核裁军，片面强调防扩散，强化核武器的实用性和防御能力损害了核不扩散的道义基础。

近年来，美国加快了核弹头的更新和新型核武器的研制：2003年，美宣布解除小型核武器研究禁令，并批准相关拨款；2005年美着手“可靠替换弹头”的可行性研究；2006年4月，布什政府公布了美核武器制造与研制设施的现代化改造计划。美还以反恐为借口模糊常规武器与核武器界限。美计划在洲际导弹和核潜艇上安装常规弹头，实施战略打击行动。美已将两艘“俄亥俄”战略核潜艇上的“三叉戟”核导弹更换为“战斧”巡航导弹。

在增强核攻击能力的同时，美国的核防御能力也有了新的进展。集中体现在导弹防御系统开始进入实际部署阶段。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对导弹防御体系进行全面试验；小布什政府则开始全方位部署。从2004年至今，美陆基中段拦截系统已正式部署11枚拦截器，并于2006年1月初步具备了导弹防御能力。在东亚，美日联合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也全面展开：6月23日，美日签署了有关共同开发下一代导弹防御系统新型拦截导弹的政府换文；8月，美国向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部署首艘“宙斯盾”导弹防御舰。这艘“宙斯盾”导弹防御舰装备了可拦截弹道导弹的标准-3型海基拦截导弹。为了保护冲绳军事基地，美国还计划在嘉手纳基地或弹药库附近部署3至4套爱国者3型陆基导弹组，以便与海基的标准3型导弹构成层级拦截的系统。

美国的这些做法明明白白地昭告天下：“核武器在美国的国防力量中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一人之欲，天下人之所欲也。”美国拒绝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核裁军义务，一味抬升核武器的地位和作用，其他核大国和地区强国难免起而效尤。

其次，以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划线，执行双重标准，损害了核不扩散机制的可信度。

在防扩散问题上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浓厚。根据《核不扩散条约》的规定，任何国家要想开展国际核能合作，必须签署《核不扩散条约》，永远放弃核武计划。但美国置印度拒绝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坚持研制核武的事实于不顾，2006年3月美国与之签署正式的核合作协议，并在核供应国集团内为其特殊核地位积极奔走呼吁。美国宣扬此举有利于增强国际防扩散机制，而其真实目的在于制衡中国。前美国驻印大使布莱克威尔就说：“美国没有理由……让中国对民主印度永远保持核优势地位。”这表明，美国有意纵容“负责任的拥有先进核技术的民主国家”合法拥有少量核武器，以便增强所谓“民主国家阵营”的国际影响力，让核武器发挥“民主军火库”作用。防扩散的标准已经从核武器的“有”与“无”，变成了扩散者的“好”与“坏”。这种政治有色眼镜让国际防扩散机制丧失了应有的公正立场和普世性质，势将引发更多的核“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美国核武政策的刺激下，其他核大国也纷纷采取措施，强化核力量。俄总统普京5月10日表示：“俄将装备新型武器，以保持世界武装力量的战略平衡”，并将海基核力量作为战略力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从2006年起俄将以每年一艘的速度用“北风之神”级核潜艇替换正在服役的第三代核潜艇；陆基方面，俄宣布将研制具有强大突防能力的“超级导弹”， 2006年11月开始部署生存能力更强的陆基机动型白杨－M导弹，还将在上面安装难以拦截的分弹头,使美导弹防御系统失去效力；空基方面，增加远东的战略轰炸机部署，强化对美本土的直接打击能力。其他重要核国家面对国际新的核战略态势也不甘示弱。英国布莱尔首相称核裁军是“危险和不明智”的，并决定花费200亿英镑(396亿美元)购买最多4艘新的核潜艇，以使英国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仍能保持核威慑力。法国提高了其核武器的打击精度，并提出自己也可使用核武器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

第二方面的挑战来自中小国家

2006年，伊核、朝核两个地区热点问题持续发酵，并先后踏过“红线”。上半年的焦点是伊核问题：1月9日，伊朗揭掉国际原子能机构贴在其核设施上的封条，重启核研究； 2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紧急会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3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声明，要求伊朗在30天内停止铀浓缩活动，但伊朗不为所动，于4月11日宣布已经提炼出浓度为3.5%的浓缩铀，加入了“核国家俱乐部”。之后，伊核问题便进入了一个不断修改最后期限的阶段：6月初，安理会五常以及德国提出“六国方案”，要求伊朗放弃铀浓缩活动，将最后期限划在7月12日；7月31日，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规定伊朗在8月31日之前暂停铀浓缩，否则就实施制裁，后来这个期限又改到10月初。但直到12月5日，六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伊核问题时，伊朗仍在继续扩大其铀浓缩活动。

下半年焦点转向了朝核问题。7月初，朝鲜进行导弹试射，联合国随即通过谴责决议。但这未能阻止危机进一步升级，朝鲜于10月9日宣布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国际社会为之震惊。这是1998年印巴核试验以来全球首次核武试验，也是第一个进行核试验的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这一事件暴露了国际不扩散机制的严重缺陷，并带来了东北亚核连锁反应的隐忧，比如日本也开始讨论发展核武器的问题。联合国安理会迅速通过1718号决议，予以谴责，并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一时间东北亚形势紧绷。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中美朝三方10月底和11月下旬先后两次举行非正式磋商，朝核问题开始回归谈判解决的正途。

伊朗、朝鲜这类国家之所以甘冒巨大风险尝试核禁果，是由于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失衡给它们带来的强烈危机感。冷战时期，美苏向各自阵营的中小国家提供核保护伞，削弱了其发展独立核力量的愿望。一些地区大国、强国可以利用美苏之间的竞争，拓展外交空间，无需冒险发展核武器，以确保自身安全。但苏联解体之后，曾托庇于前苏联核保护伞之下的国家或者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的一些国家开始感受到强大的安全压力。美国200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将朝鲜、伊朗等国列为核打击目标。这些国家认识到美最终目的并非防扩散，而是要改变其政权性质，为避免重蹈伊拉克覆辙，就必须拥有和壮大自身核力量。

核武器对它们而言，可以发挥双保险的作用。一方面，拥有核武器可以慑止美国的武力侵略。尽管美国一再扬言，不能容忍朝鲜或者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它并没有有效的措施来制止两国冲撞核红线的举动。在朝鲜问题上，我们看到它划定的红线不断后撤，从“禁止拥核”到“不得试爆”，最后撤到了“防止扩散”。在朝鲜核爆之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甚至宣称，美国不准备给朝鲜划红线了，因为这些红线反而给朝鲜设立了突破的目标。实际上，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入侵过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一味虚言恫吓反而让核门槛国家看清了其色厉内荏的本质，坚定了发展核武的决心。另一方面，核武器还可以慑止美国的政权颠覆活动。美国铲除“暴政国家”的另一个利器是“颜色革命”，但面对拥有了核武器的“暴政前哨”，它却不能不三思而行。尽管美国讨厌它们拥有核武器，但是这些国家毕竟是国际社会中的传统行为体，可用接触、制裁、威慑、报复等传统对外政策手段改变其行为方式，而核武器一旦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美国就苦无良策了。所以，一旦一个专政国家拥有了核武器，美国对该国的战略重点就将会从“民主改造”向防止“失败国家”转变。有些核门槛国家已经琢磨透了美国这种投鼠忌器的心理，因此在时机成熟时就大胆踏进了核俱乐部的大门。

第三方面的挑战来自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

在后冷战时代，恐怖组织、武装军事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变得极为活跃。它们能以较少人员和资金发挥较大的影响，主要是得益于铁幕拉起后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便捷的交通和通讯促进了核技术的扩散；苏联解体后，由于监管不力，俄罗斯许多武器级核材料流入黑市，而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又加大了核材料的管制难度，例如有的美国公司竟在网上公开出售钚材料；频繁的人员流动使得安保部门防不胜防。囿于签订时的国际环境，《核不扩散条约》并未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活动详加规定。国际社会试图弥补这方面漏洞，联合国先后通过了1540号决议和《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美国在2006年提出了“全球核能伙伴计划”，俄罗斯提出建立“国际核燃料循环中心”等防止核材料扩散的措施，美俄还在7月份联合宣布了旨在防止核恐怖的“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行动计划”，但其可行性及效果尚待观察。（郭晓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