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至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其60周年校庆之际，举办了“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本刊记者、编辑叶向阳就海外汉学的有关问题专门采访了本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张西平教授。

张西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代表作有《历史哲学的重建》（三联）、《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本色之探》（与人合编，国际广播电视）。他目前从事西方早期汉学史、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综合性研究。

叶：张教授，这次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了“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主任（汉学家）国际研讨会”，会议开得很隆重。我感到这几年学术界对海外汉学很关注，但有些基本概念似乎不太统一，例如有人称“中国学”，有人称“汉学”，你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

张：我们这个会是为庆祝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六十周年而召开的，它的特点不在于讨论汉学的某个具体学术问题，而是就汉学学科的历史和特点展开讨论，并就在国内如何展开对海外汉学的研究进行了交流，其目的在于推动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加强这一学科的建设。的确如你所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无一个统一的说法。就我看来，Sin o lo g y中文可译为“汉学”，意为西方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学、文化的研究。Sin o是表示“秦”，以历史上的名称来指称中国。美国汉学兴起以后逐渐将欧洲汉学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扩展到对近代乃至当代中国的研究，在方法上也采取当代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而不仅仅局限于文史哲领域，他们将这种研究称为“Ch in e se stu d ie s”，即“中国研究”。

如何在现代汉语中称谓这一学科，目前在中国学界尚有分歧，主要两种意见：一种称为“汉学”，主要是指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中国的研究，有时以“国际”或“海外”限定是以区别中国历史上的汉代经学（又被称为汉学）和清代汉学（即著名的乾嘉学派），当然这个限定语只是对我们国内研究者而言，以示我们对他们的研究。另一种意见认为应称“中国学”，即国外对历史和当代中国的研究。这个问题还可继续讨论下去，我们在《国际汉学》上开辟了一个“汉学一家言”栏目，旨在引起讨论，逐步形成共识。

叶：如果从学术史上看海外汉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历程？现在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你能否简要地给我们描述一下。

张：这个题目太大，不要说一本书，十本书也说不完。但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粗线条地、极其简单地描述一下海外汉学发展的历史。

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最早当属日本，公元522年随佛教传入日本，中国的典籍也就传入日本，经过飞鸟奈良时代、平安时代、五山时代、江户时代，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传统汉学达到了顶峰，中国宋代的朱子哲学被尊为日本官方哲学。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汉学历史最为悠久。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时期，我们可把《马可波罗游记》作为“游记时期汉学”的代表，此阶段是西方汉学的萌芽期，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大航海以后西方人来到中国。到耶稣会1583年入华以后，才开始了“传教士汉学时期”。从外在形态上此时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仍主要局限在传教学的领域内，汉学家主要是入华传教士，但从他们研究的方法和成就上来看，他们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仅葬于中国大陆的传教士就有几百名，他们能熟读中国经书，并熟练地用中文写作，中文著作有760多部，仅利玛窦一生就有24部中文著作，收入《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存目》的就有13部之多。

这些传教士从明末清初开始到1800年不仅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西学东渐”，对明末清初的杜会文化产生影响，同时他们又以多种西方文字发表近百部关于研究中国的著作和近千封书信，形成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热”，直接影响了欧洲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学西传”。

应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基了欧洲汉学，以后的西方汉学家都把这一时期称为“古汉学时期”，认为传教士的许多汉学著作为“千古不朽之作”。我们可把欧洲的“传教士汉学时期”称为欧洲汉学的奠基时期。

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设汉学课程，设汉学教授席位标志着西方汉学进入了它的成熟期，即“专业汉学时期”。从此以后汉学研究摆脱了传教学的框架，在西方教育体制之中，汉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都日趋专业化和学术化。

法国第一位汉学教授是雷慕莎，经过儒莲、沙畹、微席叶几代人的努力，到二十世纪伯希和时期，法国汉学研究已达到很高的成就，成为国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的领头羊。到今为止，法国汉学在整个国外汉学中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都和它的这段历史相关。

英国的汉学研究发轫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首先设立汉学教席的是剑桥大学的东方学部，继而是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相对于欧洲大陆，英国的汉学传统较为薄弱。

荷兰汉学是随其在东方的扩张而逐步形成的，1875年莱顿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席位，1890年由著名汉学家考狄所创立的《通报》成为西方第一份汉学的专业刊物，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影响。

德国汉学起步也比较晚，直到1912年在腓特烈·威廉帝国大学才成立了汉学研究所，并有了专职的教授席位。但近代以来德国汉学发展较快，在欧洲也比较有影响。由在中国生活近三十年的卫礼贤所创办的法兰克福“中国学社”，创建于北平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和海外汉学界都有重要影响。

瑞典汉学以十九世纪末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中国西部探险而开始，以高本汉在任哥德堡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教授而开始了它的汉学历程。高本汉在语言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曾令国内学术界惊叹，它直接影响了赵元任、李方桂等中国学者的语言学研究。

东欧汉学总体水平较低，历史也较短。应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汉学研究。俄罗斯汉学源于1741年3月23日圣彼得堡科学院聘用伊拉利昂·罗索欣为汉学教师为起点，在清康熙年间就有驻华东正教团从事汉学研究，到阿列克谢耶夫时期在学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由于地缘关系，俄罗斯对汉学研究所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在欧洲都一直居以领先地位。

美国汉学开始于184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的入华，由入华传教士卫三畏返回美国后创立了耶鲁大学汉学系，从此拉开了汉学研究的序幕。在十九世纪哈佛大学所创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在美国汉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与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频繁，汉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成为近二十年来在西方大学的人文学科中增长最快的一门学科。在欧洲以德国为例，原来大学没有东亚系的纷纷设立东亚系，已有东亚系的大学则将汉学系从中独立出来，另立门户，以加大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由于大众汽车基金会的介入，使德国汉学近年来成为汉学发展最快，学生最多的国家之一。这点和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现在为国外汉学研究中的第一大国。研究机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5所增长到200所左右，职业汉学家1000余人，每年的中国学博士生约有1000人，若将图书馆的东亚部、学生、研究机构算在一起总体人数约有6000人。

当代国外汉学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整体性研究加强。各国近十余年来纷纷成立汉学联合会，欧洲成立了“欧洲汉学学会”，有定期刊物，每年一次会议。美国东亚研究会规模大，每年都有年会。由于整体合作加强，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

第二，学术研究从传统治学方法向社会科学研究转变，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领域对中国的研究日益加强。

第三，基金会加大对汉学研究的投入。德国的大众汽车基金会，美国的福特基金会，对汉学的支持和投入逐年加大，从而直接推动了汉学的发展。

叶：最近我读了你们汉学中心主持出版的《耶稣会中国书简集》感到很有趣，我想十八世纪的欧洲“中国热”与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很有关系，由此我想到海外汉学家人数不多，但影响还是很大的，他们直接影响到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

张：是这样的，国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产生于中外文化交流史或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就西方汉学的历史而言。汉学家的文化倾向直接影响着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我们从近现代以来西方对待中国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明末清初耶稣会入华以后，为扩大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和影响，执行了利玛窦所确定的“合懦”路线，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国力强于欧洲，康熙年间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占全球近1／3。耶稣会为争取欧洲对其在华传教的支持，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入华耶稣会士的这种文化态度直接影响了欧洲文化乃至各君主国对中国的态度，在欧洲历史上形成了近二百多年的“中国热”。

1840年以后，由于中国国力的衰败，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入华的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态度发生了大的转变。利玛窦的亲近中国文化的路线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新殖民主义的中国观。他们的这种文化取向同样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大众对中国的认识，直到今天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还是受这一时期的影响。中国成为愚昧、落后的象征。

汉学家的两种不同文化态度，形成了西方两种不同的中国观，虽然这里还有中西之间国力对比的变化，中国封建杜会自身的问题等诸方面的原因，但汉学家的态度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

就当代来说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当代中国学鼻祖费正清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由于费正清在解放战争期间访问过解放军控制的张家口，见过我军高级领导人，从而对中共和中国社会有较深的认识。他从美国的利益出发一直坚持同中国接触，同中共政权接触的政策，不同意过多支持蒋氏政权。这样在麦卡锡路线中曾受到审查。但随着他在美国汉学界地位的提高，尤其是六十年代末同基辛格结识后，他的中国研究及其政策倾向对尼克松政府产生深刻影响。美国汉学界就有人指出，美国与中国的建交是费正清汉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实际上各国“中国政策”的制定者基本上都是由汉学家担任的，汉学研究是同各国与中国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多汉学机构同时也就是各国外交政策的幕僚机构，例如德国汉堡大学的汉学研究所实际上直属德国外交部，它每周都有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上交德国外交部。

在这个意义上，抓住了汉学家就抓住了各国对华政策的制定的核心成员，影响了汉学家，使其知华、亲华，就会影响各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因而对国外汉学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同时是同国家的利益与安全紧密相关的。

从民众的角度来说，西方大众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汉学家，他们的作品直接影响了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如果改变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很大的一部分工作是培养亲华的汉学家，通过他们的作品与宣传影响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