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国内学术界有不少人对海外汉学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老外”研究中国怎么也比不过中国人，不能过分宣扬海外汉学。汉学对国外中国观的形成无疑有重大影响，但对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民众有什么影响呢？

张：这个问题很重要，汉学对中国学术有什么价值？对海外汉学的学术梳理对我们自身文化建设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不弄清，这个学科就很难有进展。从前者来说，我们只要看一下近代中国学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就可清楚汉学的价值。

国外汉学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学术研究日益国际化的过程。国外汉学的存在已标明对中国学术的研究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事业，而不专属于中国学者。在这个意义上国外汉学既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研究又对国内学术界提出了挑战。

在本世纪初汉学界曾和中国学术界有很好的互动关系，伯希和与罗振玉、王国维的交往直接推动了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卫礼贤在北大长期任教，钢和泰曾任教于厦门大学，胡适等学者和他们有很好的交往。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古汉语的研究直接启发了赵元任、李方桂的语言学研究。三十年代的一代学术宗师所以在中国奠基了学术地位，很重要一点是冲破传统经学的研究方法，而采取了汉学家的一些新的方法，从而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这一点张国刚关于对陈寅恪在德留学笔记的研究很有说服力，桑兵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对这个问题已有很系统的研究。很值得一读。

其实，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过去，就是今天也仍然存在。八十年代以后，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解释面临着一个研究范式转变，汉学成为我们这种学术范式转变的重要参考系。最近杨念群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文章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种影响不仅仅在学术界，从五四以来我们一般民众所接受的启蒙的进步观，中国文明是停滞的文明等许多看法其实是近代以来汉学家们所塑造的西方中国观，也就是说西方汉学家所建构的西方中国观成为我们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文化背景。

所以，无论从那个方面看汉学都是与我们的学术和文化有关系的。这说明在全球化的今天学术已成国际性事业，文化已在相互渗透和互动中消长。

叶：你的这个解释很有说服力，梁启超当年说到中国历史研究的三阶段时把中国放入世界脉络中来研究中国作为最高阶段，这种在世界背景中看中国的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与汉学家对话。我很想知道就中国学术界来说，这种对汉学的关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就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某一方面国学与海外汉学的互动一直存在，但把海外汉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进行学术的梳理，根据我有限的认识，最早可能是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这本书参考日文的内容较多，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似乎比我们更自觉些。真正自觉地研开始这方面研究还是在八十年代，社科院的孙越生先生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功不可没，他所领导编写的《国外中国学》、《苏俄中国学家手册》、《日本中国学家手册》等工具书至今仍是我们的案头必备之书。严绍的日本中国学研究成就最大，他的研究进路与方法具有极大的示范意义。李学勤所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国际汉学漫步》是国内学术界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学科的重要尝试。另外，耿升的法国汉学研究，侯且岸的美国中国学研究，李明滨的俄罗斯汉学研究，张国刚的德国汉学研究都是近二十年来的重要成果。

另一大进展是对海外汉学著作的翻译，王元化先生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商务印书馆的“海外汉学研究丛书”都很有影响，尤其是“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数量多，影响大。

这一学科开始走向规范的另一标志是《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法国汉学》等几种学术刊物的创办，它们为从整体上把握海外汉学提供了一个研究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