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这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还是很大，尤其在翻译方面。正如严绍教授所说，真正要从事汉学的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还是很高的。目前能直接阅读汉学的原著，并就专业问题同汉学家对话的学者并不多，因而若推动汉学的研究、形成国学与汉学的有效对话还必须加大翻译工作。

张：这次会议有两点是达成共识的：其一，继续推进对汉学著作的翻译工作，我们应充分肯定这几年来在汉学著作翻译上的成果，正是这些译者的努力，我们才达到今天对汉学的认识。其二，应加强国别汉学史的研究，尽快摸清各国汉学发展的谱系，学术流派的演变。作为学科存在的海外汉学研究主要的工作是学术史的研究。严绍所提出的作为学科存在的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应包括四点，即：1.研究中国文化向域外传播的轨迹和方式；2.研究中国文化在域外文化语境中存在的状态，也就是对象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排斥状态；3.研究各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所形成的“中国观”；4.研究各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研究的具体成果和方法论。在会上李学勤、侯且岸、孟华、刘东、周发祥、任大援，台湾学者黄俊杰及多名汉学家都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提出了重要建议。

叶：近年来您一直在致力于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由你们中心主办的《国际汉学》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较好的反应，它尤其受到汉学研究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者和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者的关注。我感到您的研究是在汉学和中国基督教史两个方面。

张：就我个人研究来说集中在“西方早期汉学”，即传教士汉学。如果从学术史上梳理西方汉学，必须从传教士汉学入手，这是整个西方汉学的源头、基础、根基，不把这段搞清楚我们很难摸清西方中国观的演变脉胳，很难搞清西方汉学的知识积累、学术传承。而传教士汉学绝大多数是在中国完成的，明清时的“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很难分开研究，因此，做传教士汉学的研究也就是在做明清基督教史的研究，二者是互有区分而又相关联的。另一方面，早期汉学又和欧洲近代思想文化史联在一起。因而，我感到从大航海以后，世界近代文化的变迁必须从东西两个方面同时着手。我们中心的工作首先着眼于整个学科的建设，注重基本著作的翻译，注重基本文献的整理。这样才能形成我们的特点。这方面我也是刚刚起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如果说这几年有些成绩，根本上还是学者们的支持和我们与大象出版社良好的合作的结果。

总之，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目前主要还是在对外汉语、中外关系史、宗教学、比较文化等几个学科中生长，尚未形成较为独立的学科内容和体系，整体性、代表性、奠基性的学术著作还不多。这说明它是一个新兴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具有挑战性的学术研究领域。

叶：据了解，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已有多种汉学出版物面世或即将面世，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张：可以。我们目前正在编撰三大系列丛书，分别是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1、《耶稣会中国书简集》（1－3）郑德弟等译

2、《耶稣会中国书简集》（4－6）耿升等译（即出）

3、基歇尔《中国图说》张西平等译（即出）

4、李明《中国现形势志》郭强译（即出）

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1、《列班扫马传》（英）威利斯·布哲（即出）

2、《中国的使臣——卜弥格》（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3、《傅圣泽传》（美）魏若望（即出）

4、《汤若望传》（德）魏特（即出）

5、《马礼逊传》（英）W.汤森（即出）

三、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儒学研究系列，

1、《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英）葛瑞汉

2、《孔子与中国之道》（美）顾立雅

3、《亚洲的价值与人的权利》（美）狄百瑞（即出）

4、《轴心期时代的儒家伦理》（德）罗哲海（即出）以上图书均由大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