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看中国之一些主要的汉学、中国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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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解释一下所谓汉学（Sinology）与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概念。一般而言，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按照任大援先生的定义，汉学指海外学者对中国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包括某些专门的学科研究，如敦煌学、考古学等等，其特点在于注重历史与人文；而中国学则主要指本世纪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对中国近现代以及当代问题的研究，其特点是侧重现实与社会学科。

应该说，中国对域外汉学和中国学的译介，从所谓西学东渐以来便已逐渐开始进行。那个时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语）、“全盘西化”（胡适语）等口号的激励下，译介域外学说遂成一时之风气，西方各种经典或新潮的思想几乎都能在中国找到倡导者或绍介者。其中，关于中国研究的著述，因其关切自身，自然也不会缺乏，但总的来说，是没有系统的，有系统的译介始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后的汉学和中国学译介又可分为两个时期。改革开放以前，除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外，中国较少与国外交流和联络，不过，雷颐先生指出，为了阐述或批判某种史学观点，还是会有系统地译介一些汉学和中国学著述的，只是一例会在作品前加上明确的说明，比如《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就指出，该书“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

除《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外，这一时期推出的经典作品还有很多，比如，丹涅特的《美国人在东亚》、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的《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的《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等等，每一部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申明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该书的影响甚大。此后，费正清的作品不断被出版，如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四卷本费正清文集，包括《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观察中国》和《中国：传统与变迁》，加上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对中国影响之大，少有能出其右者。

任大援：“汉学”与“中国学”20年来国内出版物览要

雷颐：50年来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

关于海外汉学的对话（对话者：张西平 叶向阳）

吴原元：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析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