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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美国新教徒的工作伦理推动了其经济发展一样,最近城市中盛行的基督教可能进一步培育了温州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一个无神论国家,温州却拥有因1842年《南京条约》而遗留下来的2000座教堂。条约当时要求中国对传教士开放附近的宁波港。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常务副院长谢健(Xie Jian)说:“温州人的这种不畏艰险的精神与美国新教徒的精神是一致的。”谢认为宗教所强调的相互信任和帮助可能是形成温州有名的私人借贷关系的一个要素。
温州市有很多非正规的金融渠道。很多的温州人不去国有银行借款,即使利息高出很多,也更愿意从亲戚、朋友和商会那里借钱,
借贷通常是通过握手达成,但温州人说拖欠不还的情况却很少,因为贷款人害怕被人排斥。这种方式已为市内和周边地区上万家工厂提供了资金。这些工厂生产的鞋子、钮扣、镜框、剃须刀和打火机在世界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
但这些低价值工业却难以维持几百万居民的生存,很多温州人更愿意自己做老板。
在温州的街道上满是新车,包括很多宝马和奔驰。一排排精美的别墅正在建造。但并非所有的街道都是这样。温州看起来和中国其它中等城市差不多:满是灰尘的空气、脏兮兮的工厂和单调的板式单元楼。温州3000美元的人均年收入很高,差不多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但很多地方留守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
在外地,温州商人互相帮助。42岁的于西龙(Yu Xilong)曾在纽约地铁口兜售日历,后从城里温州老乡那里每人借了500块,筹集了2万美元。用这些资金,这个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于西龙在东百老汇大街的一家大型市场开了一个蔬菜水果摊。
那时1993年的事情了。今天,除了在他和大部分温州人聚居的皇后区法拉盛(Flushing)开的超市外,于西龙已在东百老汇大街拥有了自己的一家大型超市。
“我从来就没写下一张欠条,”于西龙说,“我们温州人把信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现在,大约有10万温州人居住在中国内蒙古。和其他温州同乡一样,他们规避政策,但却很难抹掉人们投在他们身上的投机商的阴影。一些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温州户口,换成了居住地户口。
二连浩特地处中国通往蒙古国的唯一一条铁路线上。但直到1992年,中国政府才准许该市成为一个开放的国际中心。那个时候,仅有8000人住在这儿。
现在,这个城市的人口徘徊在10万左右,其中有4万外来人口,他们或在建筑工地干活,或从事其它职业,很多岗位就是由温州商人创造的。
37岁的英红举(Ying Hongju)曾闯荡过艰苦的新疆西部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三年前来到了这里。
英红举15岁离开家乡,但在外多年的闯荡经历仍没有使他适应这里的环境。冬天,凛冽的“白毛风”让司机看不见路,能把车吹翻到公路下面。英红举说,夏天的晚上,热风就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我的嘴唇和鼻子都出血了。”英还说这里没什么好玩的事可做。当有人提到温州人开的有蒙古舞女的酒吧SOS时,他退缩了,“我不喜欢那个地方。”
但为了生意,他留了下来。英红举和两个合伙人斥资1500万美元,五个月之内建起了国际商贸城购物中心。这座三层的批发市场长达一个街区,容纳了527户销售丝织品、兔皮和狐狸皮以及其它商品的商贩。去年夏天,商贸城披着印有中、俄文的红色彩带,隆重开业。里面摊位已爆满。
“明年,我要去俄罗斯和蒙古做生意。”英红举说。他的两个孩子和爷爷、奶奶住在温州,妻子则在内蒙古的两个家之间来回奔波。
对金先从、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来说,二连浩特是他们的家。但他们不会忘记在15平方的房子里,夫妻俩蜷缩在柜台后面的煤炭炉边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当时他们卖的发夹和带子就几毛钱。金仍然记得自己的黑胡子在外面竟冻成了冰,使他看上去和圣诞老人一样。妻子徐西红(Xu Xihong)回忆说:“我那时不停地说话,眉毛都要冻住了。我心思全放在赚钱上了。” 就在1993年那个冬天,他们赚了钱。
城市在发展,温州人从事着修鞋、卖手表电池和钮扣等在边防小镇稀缺的物品。
“听朋友说,只要是红的和绿的东西,在这里都卖的很好。”金先从坐在自己拥有40间客房的金叶酒店里说。和大多数温州商人一样,金先从不愿透露自己公司的销售情况和个人财产状况。但在二连浩特,他和妻子拥有四个单元房和几家商店,买卖和投资问他们赚取几万美元的收入。
夏天周末,他的孩子们到靠近蒙古国草原上骑马。尽管每年全家都要回温州一次,但金先从和妻子平时却很少休假。他记不清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自己的四个兄弟姐妹了。1992年,大哥给了蛇头1万5千美元偷渡到了意大利,金先从是第二个离家的。其他几个也先后都去了欧洲。
金说自己对蒙古地区还了解不够,他还打算寻找石油和开铁矿。
在一个寒冷的下午,喝饱了牛排和羊肚熬的汤后,金先从来到恐龙公园散步。公园很大,里面满是无数年代前横行于本地的蜥脚类动物雕刻。目前,金说自己很乐意住在这里,但将来最终会搬回温州。
外面温度到了零下几度。金先从顿了顿,说了中国一句古语:“叶落总要归根的。”(陈文杰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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