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和“七·七”卢沟桥事变70周年之际，温家宝总理即将对日本进行的正式访问的确是当之无愧的“融冰之旅”。

“破冰”固然需要胆略，但“融冰”更强调实质性的成果，人们都期待本次两国领导人的会晤能够开创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合作战略。

中日关系是否能摆脱政“冷”经“热”的制约格局，抓住双方首脑互访的契机，是推动中日经济关系发展所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挑战。其中，中日两国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关系对双方来讲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今天，区域间的金融合作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战略。它在中日经济合作关系中将显示出越来越大的战略意义。

“双赢”的金融合作

日本积极倡导的东亚金融合作的战略对日本经济摆脱增长的瓶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本经过高度经济发展阶段和利用技术及其生产管理的比较优势，取得了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本积累，但是，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资本积累会受到约束，如何将现有的实物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是日本为今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做的“储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东亚金融合作为这种储蓄开拓了十分理想的空间。

其次，步入老龄化时代后，日本对外依存的经济结构将越来越明显，无论是贸易和服务的提供，还是在海外市场上的资本运作，都会给日本带来更大的汇率和金融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就会直接威胁日本的发展模式，所以，东亚金融合作是日本规避风险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证。

再者，从日本政府所倡导的国家安全的战略上看，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东亚金融合作战略是实现这种国际政治地位的媒介和物质保证。

中国在与日本的金融合作中也能解决一些燃眉之急。

随着中国金融业的不断开放，要保证汇率制度改革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会越来越大，为了防范外部投机资本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我们需要和日本这样有外汇实力的发达国家建立一个货币互换或一揽子汇率组合的防御体系。

其次，日本如何从过去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走向今天市场型间接金融体系模式，这其中的经验教训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而且，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机制和日本有很多共同和互补的地方，加强金融业务的合作不光有利于各自金融体系的发展，而且更有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深入。

第三，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更有很多需要我们借鉴日本经验的地方，虽然目前出现了一种竞争关系，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因为“权利”和“义务”总是被要求对等的，所以在合作中谋求发展是我们现阶段应该采取的合理对策。

合作需要柔软的方式

目前，清迈协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自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受害国家都看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资本账户下的货币危机和银行体系的金融危机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需要有一个更有效率的救助机制加以完善。日本政府当时就曾提出过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主要是当受害国受到外汇流动性不足时，亚洲货币基金可以无条件地提供支援。后来因为美国政府和IMF提出了两种标准容易导致道德风险问题而最终没有得以实现。

事实上，清迈协议以一个更加柔软的合作方式——货币互换，打开了解决防范金融危机的大门，使得后续的双边和多边的金融合作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另外，亚洲债券市场也是出于解决当初融资结构出现“币种和期限”双不匹配问题而提出的，这一发展构想也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持。

近几年来美元持续的疲软对美元主导的经贸关系和国际收支顺差以及国家外汇储备的结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日本政府和学界倡导的亚元构想也得到了广大东亚国家的关注。

东亚国家利用区域发展的活力和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克服外界可能发生的金融冲击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是一个多赢的结果。但是，由于这种合作是基于利益和风险分配机制不透明、不平衡，所以没有像欧洲那样有一个实质性的飞跃。再加上东亚国家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多元化和分歧，使得这种合作趋向于更柔软的方式。

但是，柔软的方式并不意味着不进行实质性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合作的战略要比欧元区的合作更具有挑战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正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地缘优势和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潜力很大”。但是，中日金融合作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不在于解决合作问题的本身，而是在于如何把握“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认识和有远见及有诚意的努力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