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与日本领导人确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作为经济方面具体措施，中日经济阁僚会议将随之启动。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日两国政府为全面落实“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基本精神，开展全方位的双边合作，于1980年12启动了“中日阁僚会议”，中国方面有国家基建委主任谷牧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副总理及外交部长、外贸部长、财政部长等重量级高级官员参加，日本方面也有大藏大臣、通产大臣、外务大臣、农林水产大臣及经济企划厅长官等高官参加，从双方的人员构成来看经济合作是无可争议的重头戏。该会议对80年代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和双边经济合作关系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进入90年代之后，与一波三折的中日政治关系相比，中日经济关系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1998年江主席访问日本，两国确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并确定了33个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等方面的合作项目，以此引导中日民间经济合作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当时的日本小渊内阁率先提出建立中日经济阁僚会议的设想，其主要意图一方面是想将其作为落实经济合作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是想通过“政经分离”方式减少政治关系波及经济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日本首相小泉连年参拜靖国神社，使本来已经获得发展机遇的中日关系明显倒退，中日首脑会晤中断6年之久，政府级别的经济阁僚会议自然无法提上议事日程，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的不正常发展局面。2006年10月，接替小泉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上台仅一个月便实现了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使沉寂6年之久的中日关系出现新的转机，两国领导人就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取得重要共识。中日经济阁僚会议作为在经济领域落实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一环随之提上议事日程。

中日两国政府已同意创设一个可循求经济合作的“中日经济阁僚会议”， 这是两国达成共识的高峰会之外，计划建立内阁阁员层级的对话框架，以建立多重的政府间沟通管道，该会议将以温总理访日为契机而正式启动。探讨的范围包括能源问题、保护知识产权等议题，东海油气田的开发问题将成为该会议的主要议题，此外将在环境、贸易、投资等广泛领域寻求中日合作的可能性。大致上，日方的与会人士将包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财务大臣尾身幸次、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等人。中方的与会成员目前尚未最后确定。

与此相配套，在2006年秋季的亚太经合会议(APEC)中日首脑会谈时，双方就新设能源部长级对话机制达成一致。为把民间企业纳入这个政府级别的框架之中，建立更具实效的双边合作关系，此次温总理访日时将有中国50家能源相关大企业的老总随行，与日本50家石油、电力相关企业的社长在东京举行官民共举的研讨会。其主要议题是日本如何向中国提供能源技术和替代性能源开发技术，作为回报日本将进一步在中国寻求开发地下资源、进军中国市场腹地的机会。

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陷入事实上的搁浅状态，全球性多边机制难以发挥现实作用的情况下，针对能源、环境合作等新问题，WTO框架还很难确定新规则。因此，双边政府对话和协定便具有“制度安排”的重要意义。随着中美贸易、汇率、能源、环境等新问题不断上升，中美经济关系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新变量。2006年7月保尔森出任美财政部长后，中美迅速展开战略经济对话，2006年11月，中美召开第一次“战略经济对话”会议，具体解决中美战略层面的经济问题。这个机制显然具有规定今后中美战略性制度的含义。作为对世界经济有战略影响的中美两大国展开的战略经济对话，及其达成的任何经济制度安排，无疑将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

作为地区性大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如何安排未来的、战略性的市场关系，不仅对中日经济关系，甚至对地区经济关系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中日之间建立类似的战略对话关系，便提上了政治日程。中日建立“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经济战略对话便成为重要的制度保证。尤其是当前，中日面临东海等安全问题，同时也面对能源、环境等共同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战略性发展问题。这些问题无疑将关乎中日战略性国家利益。如何确保中日乃至地区的发展环境、安全环境，成为中日两国共同面对的新问题。

中日阁僚会议既是确保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制度安排，也是具体落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支点。可以说，这是丰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具体执行机制。中日经济阁僚会议，将重点解决中日能源、环境等未来战略性的市场制度安排问题，解决中日共同面临的新型安全问题。显然，中日经济阁僚会议，带有对未来性、战略市场关系、能源、环保合作模式，以及相关的技术标准门甚至市场准入规则进行制度安排的作用。可以说，其运行状况、达成的结论以及协定，将关乎未来的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向，具有使中日关系步入“政经互促”新时期的战略意义。（马俊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