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

用自身的强大说服历史

○马慧元（西洋古典音乐研究者）

贝多芬于１７８７年初到访维也纳，五年后他２２岁时再访，莫扎特刚刚去世。那时维也纳的市民生活，据说是由吃喝、散步消化食物和去听音乐会组成的。大家看上去都高高兴兴，懒惰，肥胖。维也纳人说，“为什么不呢？”生活这样容易——连乞丐都过得舒服。人们的生活节奏很慢，没什么可以抱怨。然而这个快乐的时代却慢待了伟大的莫扎特——是不是一个令多数人愉快的年代，往往对大师麻木不仁？那时莫扎特还算吃得开，但公众对他的兴趣显然不如他当神童的时候了。也许，莫扎特成熟期后的灿烂和奇异，在任何时代也不能被迅速消化吧。这样的故事，在贝多芬身上重演，不过被放大了很多。贝多芬从来不是人见人爱的神童，但青年时代的作品令他出名。然而他越成熟，跟环境的关系就越紧张。

研究者们约定俗成的贝多芬的中期阶段是１８０３～１８１４左右，这时他慢慢成为真正的贝多芬了，也就是说，不再是受到时人热烈欢迎的贝多芬，而是屹立于历史上的痛苦的聋音乐家，几乎成为一个与“命运”抗争的符号。本来，贝多芬的痛苦和矛盾，更多地是出于个人原因，比如失恋、听力问题、与人相处的障碍等等，但这些完全可以出现在别人身上的挫折，被动荡时局下的幻想和失望加剧之后，宿命地跟音乐史的走向结成一体。他的音乐语言，正好非常适于表达隐含对抗和戏剧性的情感。典型的作品如第五交响曲中，有令人窒息的优美和坚硬——这当然只是外行听者一种方便的表达，而那音乐用完整丰饶的上下文包裹起“动机”、“发展”、“再现”，其间他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了妥当的理由，于是寄生在传统模式之中的裂变异化为新的模式。贝多芬的交响曲协奏曲的总谱，我曾一一翻过，仍然大惑不解。我辈除了试图了解规范，然后捕捉点滴趣味，还能做到什么呢？

所谓贝多芬的晚期，一般说来是１８１５年至１８２７年。晚期的交响曲，跟弦乐四重奏没什么可比性，因为不同体裁自然造成情感的侧重点不同。我私心偏向四重奏一些，家里的乐谱总是摆在好拿的地方，一旦放起ｏｐ．１２７或者ｏｐ．１３５，就条件反射地想打开谱子来读。那音乐太寒凉太险峭了，如果没有谱子扶持，真不知何以为继。它们抵达了听觉的荒芜之地，让人偶尔一游即可。

贝多芬是说不完的。多变的音乐风格加上斑斓人生，这个人简直就是供人言说的。而言说之重，总是跟他的“历史地位”相关，这其实非他自己能左右。天才以个人之力写自己所能写，而历史学家环顾上下，为之定论。窃以为把贝多芬当作西方音乐的代表实在有失偏颇，因为无论早年的巴洛克还是后来的２０世纪音乐，在西方文明中的重要性都不输古典浪漫时期。但若作为一种粗糙的认识，选取一位音乐家来代表西方音乐，恐怕就只有贝多芬了。那个时期的欧洲文明已经在世界上胜出，几乎就是现在多数人了解的“西方”的代表。尽管贝多芬未必预料到自己在历史中的话语份额如此之大，但他以后的时代，却无法选择地成为“贝多芬后”。对这个世界来说，后来的日子更加复杂、充满悖论：灿烂高雅的德奥文化竟然跟战争相连，而邪恶的希特勒据说也喜欢贝多芬，并且不是一般的喜欢。人们只好反思一下贝多芬精神——那种对“崇高”、“完美”的幻想，居然也可为邪恶或至少不宽容输送动力？人之“原罪”有如原色，调配出纷杂的因果恩怨。让社会学家们去剥茧抽丝吧。

即使是从纯粹的音乐角度来看，贝多芬后的时代也可以反贝多芬，甚至将“反贝多芬”作为认识音乐的出发点。我这几天喜欢听的演奏，是中国观众熟悉的钢琴家阿格里奇与人合作的贝多芬三重协奏曲。这部作品当然不是贝多芬作品中最“贝多芬”的。因为三件乐器的对抗减弱了独奏乐器的张力，六十多岁宝刀不老的天才阿格里奇的魅力也展现得不够。不过在这相对收敛的作品中，我边读谱边听，听出贝多芬作为音乐家的纯粹。它的各个细部，你一听就是贝多芬，然而从整体来说，倒有点巴洛克的意味——比如一件乐器上的旋律出来，被其他乐器重复、加强和细化的过程，让人回忆起亨德尔的大协奏曲。除此之外，贝多芬的早期作品比如钢琴奏鸣曲都是我的心爱。这样的音乐，其实未必只有贝多芬才写得出——但是，我以为“性格” 往往是天才的关键之一，你要用合适的手段和理由发展出自己的生命才有可能立足。贝多芬用自身的强大说服历史记住他，并让历史学家划分出他的时期以求一种圆满的描述。他不太知情地，活在历史的峰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