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 德

生前阅读不少中国文学作品

○希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

歌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因此这里只能以尝鼎一脔的方式给大的题目一个极其粗略的概观。

歌德认识中国要远远早于我们中国人认识他。歌德在生前就阅读过不少中国文学作品，如《好逑传》、《玉娇梨》等，他还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关于歌德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少学者对此做过较详细的论述。至今这个题目依旧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歌德传入中国仅有百余年的历史。在晚清和民国初期，歌德有着不同的中文译名：李凤苞在《使德日记》将他转写为“果次”，王国维则译为“格代”，鲁迅译为“贵推”，苏曼殊则译作“瞿德”。１９０３年，上海作新社译印赵必振从日文翻译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其中就有歌德。王国维在１９０４年的《红楼梦评论》中将宝玉与浮士德并举，谓“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小说》杂志１９０５年３月第１４号刊登了“欧洲大诗人”歌德（当时译作“哥地”）、席勒（当时译作“舍路拉”）的铜版照片插图。第二年１１月６日出版的《新译介》第１号也刊登了“德国大文豪”歌德的照片。马君武译过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阿明临海岸哭女诗》和《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米丽容歌》。苏曼殊翻译歌德的诗歌《沙恭达罗》，１９１１年收入在日本出版的译诗集《潮音》中。在《致高天梅》里，他引用歌德关于翻译的观点，说：“衲谓凡治一国文学，须精通其文字。昔瞿德逢人必劝之习英文，此语专为拜伦之诗而发。夫以瞿德之才，岂未能译拜伦之诗？以非其本真耳。”不过翻译却始终是中国人认识歌德、走近歌德的津梁。１９１４年应时推出《德诗汉译》，收入歌德诗篇《鬼王》。周瘦鹃译《驯狮》，列入１９１７年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也重视介绍歌德。《学衡》第４２期刊登了歌德画像。１９２６年９月刊发的第５７期，在刊登陈铨翻译的两首歌德诗歌《图勒国王》和《鬼王》的同时，还配发了德国Ｍｏｒｉｔｚ ｖｏｎ Ｓｃｈｗｉｎｄ绘的《鬼王图》。第７８期刊发了歌德在罗马城外苍茫吊古图。

在解放前就有歌德剧本在中国上演的记载。１９２８年１２月，田汉根据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眉娘故事改编成独幕剧《迷娘》。１９３１年长江发大水，江北农民流离失所，陈鲤庭把《眉娘》改成流民卖艺的故事。九·一八事变后，它又被改成宣传抗战的故事，名为《放下你的鞭子》，在各地广泛演出。另据记载，１９３１年组建的太原市第一个专业话剧团五月剧社曾经演出歌德剧本《史推拉》。１９３３年，王毅哉任社长，又演出过剧本《克拉维歌》。不过，歌德在中国的接受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上演歌德剧本显然也曾遇到过一些阻力。如田汉就说，“以前广东省政府曾把歌德的《浮士德》和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当作迷信戏禁演过，一时传为国际笑谈”（据《田汉文集》第十六卷，第５５页）。１９２９年１２月，田汉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歌德与现代中国——评广州禁演〈浮士德〉》。

在解放前执著于歌德译介的也是颇有几位的，如杨丙辰、周学普、郭沫若、冯至等。杨丙辰译有《亲和力》，周学普译有《浮士德》、《哥德谈话录》等多部歌德著作，冯至则著有《歌德论述》，而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则风靡一时，成为在青年人中广为流传的畅销书。

在新中国，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我国的歌德研究和歌德翻译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出版的歌德研究著作先后有冯至的《论歌德》、高中甫的《歌德接受史》、余匡复的《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杨武能的《走近歌德》等。杨武能还撰写了德文专著《歌德在中国》（２０００），为外国人了解歌德在中国百年的翻译接受情况打开了一扇便利的窗口。在１９９９年的歌德纪念年之际，我国推出了两种不同版本不同规模的《歌德文集》，一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十卷本，一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十四卷本，可谓集近年歌德翻译成果之大全。

歌德的旷世名著《浮士德》有多个中文译本，各个译本争奇斗妍，都试图拉近中国读者与歌德的距离。如董问樵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第２版，译序写作于１９８１年，书后附《译后记》，亦作于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略述翻译缘起）能从中国文学的角度来理解歌德的创作，他在注释中不时以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来体贴阐发《浮士德》。如评论甘泪卿对浮士德的痴情，则用中国诗：“妾谊比柔丝，郎情似酒热，酒热有时寒，丝柔无断意。”诗人梁宗岱虽然只译出了《浮士德》第一部，近年收入《宗岱的世界·译诗》（黄建华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月第１版），但在《剧场序幕》的一则很长的译注中，我们可以了解他对浮士德的看法。他肯定浮士德在“罪恶与迷误”中的“不断的努力与无厌的追求”，认为浮士德“始终一念常惺，始终不昧于他那高尚的天性或神圣的天心”。从浮士德的得救中，梁宗岱窥视到了“西方近代精神和我国旧伦理最基本的分歧点”：“我国修行的极致在清心寡欲，等而下之，便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结果容易流入绝对的安息，或死水的境地，当代西方则不妨有过，但求有功，只有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前进！”梁宗岱同时认为《浮士德》是“现代精神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