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 勒

完成过一部中国戏剧《杜兰朵》

○符里希（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

席勒与歌德被誉为德国文学史上的一对最耀眼的“双子星座”。席勒倡导美育与自由，其名诗《欢乐颂》由贝多芬谱成《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而广为传诵。为纪念大文豪席勒（１７５９～１８０５）逝世２００周年，德国曾将２００５年确定为“席勒年”。

和歌德一样，席勒也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写作过两首《孔夫子的箴言》。他对德译《好逑传》不甚满意，曾试图改译，但只留下了数页草稿。他根据意大利作家戈齐完成了一部关于中国的戏剧《杜兰朵——中国的公主》。

驻德公使李凤苞在《使德日记》中记席勒为“昔勒”，张德彝在《随使德国记》留下了在柏林观看《威廉·退尔》的记载。晚清文坛怪杰辜鸿铭对席勒的作品堪称耳熟能详。１８９８年，辜氏在上海出版英译《论语》，他在大量征引魏玛文豪歌德的同时，也援引了席勒的诗作《异国的姑娘》，以此阐释孔夫子“温而厉”的神态，可谓得席勒美学之神韵。因为作为席勒美学理想的“异国的姑娘”既让人欣慰亦因其“崇高与尊贵”而“使人们无从跟她亲昵”。在晚清，王国维对席勒也推许有加。我们可以说，在蔡元培之前，最早是王国维将席勒的美育思想传播到中国的。他在《叔本华和尼采》中就提到“希尔列尔之游戏冲动说”，这里的“希尔列尔”就是“席勒”。

至今，席勒的美学名著《审美教育书简》至少已有四个不同中译本。不过翻译的准确性一直是困扰歌德和席勒的思想在中国传播这项工程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如前不久就读到一篇发表在国内某个学术刊物上论述席勒戏剧理论的论文，该文绕开了德文原文，利用俄译本来转译席勒“论悲剧和喜剧”的文字，其中就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误作“《丽娜》”，将“喜剧应该把那个期望得到感谢的人表现为可笑的”误解为“喜剧应该把那个想忘恩负义的人表现为可笑的”。可见，席勒的东渐，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误读依旧是一个难以绕开的拦路虎。

席勒一生写作了近十部剧作，郭沫若曾翻译其剧作《华伦斯坦》。不过他在中国影响最巨的当推《威廉·退尔》。是马君武最早尝试将《威廉·退尔》译成中文。作为第一部被翻译成中文的席勒剧本，《威廉·退尔》在德语文学中译史、中德文学关系史以及德语文学中国接受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可惜的是，对马君武翻译《威廉·退尔》到底最早在何时发表，学界至今仍存在着错误的说法，很多人误认为马译《威廉·退尔》发表在１９１１年（该错误可能发端于田汉１９５９年刊登在《戏剧报》第２２期上的一篇纪念席勒的讲话，文中说“远在辛亥革命初期，马君武曾经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过《威廉·退尔》的名著的全译”）。实际上，马君武译本刊载发表的时间应该是辛亥革命之后的１９１５年，当时他正留学德国。１９１５年１月２０日到６月２０日，马君武译“国民戏曲”《威廉·退尔》在上海梁启超主办的《大中华杂志》第１卷第１期至第６期连载。我们可以说马译《威廉·退尔》开创了德语戏剧文学中译的先河，因为在晚清民初为数不多的德语文学翻译作品中，小说占了绝对的优势。阿英在《晚清小说戏曲目》中只著录了德国的翻译小说，可见在晚清罕见德语戏剧的翻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英将马译《威廉·退尔》编入《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将它与１９１６年出版的曾朴译雨果《枭欤》、１９１８年陈嘏译易卜生《傀儡家庭》并举，称之为“从清末到‘五四’时期最足代表的翻译剧本”。１９２５年，马译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到抗战期间已经再版３次。１９１７年４月《清华学报》第２卷第６期上刊登童锡祥《德意志大诗家许雷传略》一文，称《威廉·退尔》是席勒“最后之名剧”，“叙瑞西诸邦独立之事。写奥吏残虐，令人发指皆裂。而写瑞西烈士之激昂慷慨，则又警顽懦立，令人闻而兴起”。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剧作家田汉在《醒狮》周刊５２号之《南国特刊》６号发表《“若安达克”与“威廉·退尔”》，介绍席勒的两部剧本。稍后，阿英于１９２７年２月９日创作诗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ｅｌｌ——读Ｓｃｈｉｌｌｅｒ的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ｅｌｌ以后》。该诗后收入《饿人与饥鹰》（上海现代书局１９２８年版）。１９３５年我国曾经举行过较隆重的席勒纪念活动。项子禾重译了《威廉·退尔》，他写的译序刊登在《中央日报》（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４日）上。项子禾称赞席勒此剧为“世界文字、精神文字、自由文字、爱国文字”，而马译本“简略之处颇多，意或译自节本”，“无足本之华译”，他因此决定重译。先前德国文化协会还曾委托项子禾翻译席勒《黎库克及梭伦之立法》一文。大易写的《读马译〈威廉退尔〉剧》一文也刊登在《中央日报》（见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５日）上。

另据记载，解放前李健吾曾经改编席勒早期剧本《强盗》为《山河怨》，刊于《文艺复兴》新年号，这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强盗》的最早中译则出自曾经留学柏林的北京大学德文系教授杨丙辰之手，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过这个译本的修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