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与欧盟关系在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中欧关系已进入新的更加重要而复杂的阶段。但中欧间巨大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利益将驱使双方继续本着相互沟通、协商的立场来共同解决问题，从而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走向深入。

今年以来，中欧双方高层往来更加频繁，合作领域更加拓展。在伊朗核问题、中东局势、朝核问题等国际事务，以及气候变化、能源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了接触与合作。

年初正式启动了中欧新伙伴合作协定的实质性谈判，该协定将完善1985年的《中国与欧共体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新协定涵盖双边关系的全部领域，包括能源、环境、农业、运输、海关、教育、信息社会、科技、空间合作、可持续发展、移民、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方面。商签新伙伴合作协定充分体现了中欧关系的重要性，将为双方政治、经济和经贸关系发展提供全面的基础。

而11月底召开的第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中，双方就共同关心的诸多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如就欧方特别关切的中欧贸易逆差问题，双方同意于2008年建立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讨论中欧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战略，协调双方在重点领域的项目与研究并制定规划。而就中方十分重视的台湾问题，欧方也在共同声明首次作出了新的表态，“欧盟重申它对打算以台湾名义入联公投的关切，因为这可能导致台湾海峡现状的一种单方面改变，那是欧盟所反对的。”

在经济方面，今年前10个月,中欧双边贸易额为2875亿美元,今年有望接近3500亿美元。中欧贸易水平的飞跃，为中欧关系奠定了深厚的共同利益基础，双方都从这种关系中获益匪浅。

但2007年中欧交往的实践也显示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拓展，中欧之间开始出现新的摩擦点。双方关系目前已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调整阶段。特别是欧方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重要而微妙的变化。

其一，欧洲的中国经济威胁论日益抬头，欧方对中欧经贸问题的立场趋于强硬。

2005年前，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更多地集中在对以波兰管道工为象征的中东欧新入盟国家中”。对中国崛起的总体认识是“机遇为主”。但随着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欧盟内部在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崛起这一问题上意见分歧增大，从2006年10月出台首份欧洲对华贸易文件及对华文件看，其对中国竞争的疑虑总体已明确。这表明经贸已成为欧盟对华政策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欧盟首次明确表示，中国对欧盟的贸易政策而言是“最为突出的一个挑战”。而今年以来，以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解决人民币汇率、主权基金、知识产权、钢铁贸易等问题上对华批评增多，扬言采取强硬措施。

其二，欧美在涉华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加强。

在对华问题上，欧盟法德英等国在密切内部沟通与合作的同时，也加强了与美国的战略协调。特别是年初，德国总理默克尔极力推动与美建立“跨大西洋市场”，统一欧美生产以及市场的规则和标准。这是全球化时代欧美合作应对新兴大国的经济挑战的重要举措。在G7财长会议上，中国等国的主权基金的透明度首次成为该会议题。年底，“跨大西洋经济委员会”在其召开的首次会议中，与会代表讨论的重点也是“中国的挑战”。 期间，曼德尔森呼吁欧美应利用双方的经济影响力，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可以说，应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的挑战已成为新时期欧美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推动双方关系改善的重要动力。

其三，价值观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影响有所上升。

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台后，把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定为其执政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调整了其前任施罗德的对华友好政策，对华转趋强硬。今年默克尔在总理府会见了达赖喇嘛，严重伤害中国尊严就是一例。以默克尔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不同程度调整对华政策的大的外部背景是，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与欧洲发展的相对滞后对欧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一定的冲击，使欧洲有一种危机感，要对中国进行某种程度的制约，并将民众对于全球化下欧洲经济竞争力相对减弱的责任部分转嫁到中国身上，以使其领导人摆脱国内民众的指责。

不过，尽管中欧关系近期遇到了一些麻烦，但应该看到，中欧关系的基础未变，双边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得到实质性拓展，共同利益日趋增多，无论是在自身发展，还是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解决地区危机等问题上，欧洲均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同样，中国的和平发展也需要欧盟的市场和技术，需要欧盟来共同维护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中欧关系的主流。只要双方能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欧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中欧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双方建立的全面有效的合作机制，通过对话和磋商，缩小分歧加以解决的。中欧关系发展前景仍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