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美国的对外战略呈现出新的特点。布什政府一贯倡导的“民主改造”口号在对外战略中的突出地位似乎有所弱化,“反恐”的旗号被不断添加多重战略目标,尤其是地缘战略的考虑进一步加强。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在中东的不利处境,迫使布什政府不得不努力寻找脱困之道,暂时放弃普遍遭受抵制的原有政策,通过凝聚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识,最大限度地形成助美脱困的合力。同时,这种脱困进程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美国全球战略的转型,即从一切“以反恐为中心”向“综合应对多种威胁、同时实现多种目标”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可以明显地从2007年美国对中东、欧亚大陆、非洲和亚太等地区的政策中体现出来。
在中东地区,美国努力抑制“民主改造”冲动,推行务实稳妥的新中东政策,努力建立对美有利的中东地缘新秩序。
2007年初以来,美国对中东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均发生重大变化。目标上,美国淡化了为伊拉克包打天下以及对中东诸国实行“民主改造”的原有政策,开始寻求尽快卸掉对伊拉克的安全和重建责任,在中东“重建有利于美国的地缘力量平衡”。手法上,美国将解决伊拉克问题同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结合起来,借助中东其他国家的力量改善伊拉克局势,同时以处理伊拉克问题为契机,整合温和穆斯林国家力量,压制伊朗的地区扩张,重建有利于美国的“新中东”。
对伊拉克,以《伊拉克新战略》出台为标志,布什政府采取多方面措施,努力推动伊拉克经济复兴、政治和解和局势稳定,在确保美利益不受侵害和伊拉克现政权稳定基础上,力争早日在伊脱困。对伊朗,美国利用在伊拉克“支恐”和企图发展核武两项“罪名”,将伊朗同伊拉克问题相联,组建国际联合阵线,利用对话、制裁、甚至是武力威胁等多种方式对伊朗施压,全面遏制伊朗坐大。
对其他温和穆斯林国家,美积极争取他们对重建伊拉克和遏制伊朗的支持,以军售等手段强化美在该地区盟友体系,重建对美有利的“新中东”。在巴以问题上,美积极推动和平进程,压以色列改善同阿拉伯国家关系,试图将以色列融入中东安全体系,同时为美在阿拉伯世界争取更多舆论支持。
在欧亚大陆,美国积极参与地区政治与安全秩序的重构,巩固和提升美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
2007年,美在欧亚大陆活动频繁。2007年1月,美国正式宣布将在波兰与捷克两国部署反导系统。反导系统虽然2002年美推出反导条约之后便开始谋划,但此时正式推出无疑具有更加特殊和深远的用意。从欧盟角度看,此时正值欧盟对内积极推动一体化进程、消化“扩大”和“深化”成果、弥合新老欧洲分歧,对外积极拓展周边环境、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关键时期;从俄罗斯角度看,此时正值俄罗斯内部实力快速增长、民族主义情绪日趋强烈,对外急于恢复地缘影响力、与美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敏感阶段。美此时主动提出建立反导系统,一方面可以监控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应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削弱俄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与“新欧洲”的军事合作,进一步强化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分化新、老欧洲在安全问题上的立场,牵制欧盟内部安全政策走向,继续主导欧洲安全事务。
同时,对俄罗斯,美除在言语上避免与其正面交锋、对俄的安全忧虑好言相劝之外,还积极推动同俄罗斯展开高级别的安全对话,推动建立“2+2”的对话及其他高层次对话机制。对欧洲国家,美利用欧洲“新三架马车”上台之际,大力改善美欧关系,不仅加强了在伊核问题、对华经贸等问题上的战略协调,还在推动双边经济合作方面迈出实质性动作,签署了《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文件。
在非洲,美国高度重视非洲的战略地位,加大对政治和军事投入,力争在未来的地区博弈中抢占先机。
2007年2月6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批准军方关于建立“非洲司令部”的计划,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证实,正式的非洲司令部将于2008年9月30日前建立。分析普遍认为,与建立反导系统类似,美建立非洲司令部既有打击恐怖主义的目的,也有确保美国未来能源供应的长远考虑,更有防范大国在非洲扩张影响力的战略意图。同时,美国还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各方面全面加大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在军事方面,除宣布建立非洲司令部的决定之外,美还在年初介入索马里武装冲突、打击伊斯兰法院联盟。在经济及社会方面,5月底,布什宣布将美资助非洲抗议艾滋病项目再延长5年,并将援助资金提高1倍(达300亿美元),要求国会提供5亿多美元援助资金,帮助非洲加强基础教育,其力度之大,超过以往。
在亚太地区,美国以朝核问题的突破为起点,着眼于建立新的地区安全秩序,展开一系列外交行动。
2007年,在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外交行动中,反恐、防扩散等传统议题的重要性有所淡化,建立新的地区安全架构的意图日益彰显。2006年下半年以来,布什政府的对朝政策立场开始出现松动,2007年,美朝关系加速改善。美方设想在实现朝鲜核设施“去功能化”后,启动半岛和平机制会谈,召开六方会谈部长级会议并探讨促进东北亚安全合作的途径,透露出美国试图利用朝核问题和六方会谈推动建立有利于美国的东亚安全体系的意图。
在整个亚太地区,美同日、韩、澳、印等国合作关系都有加强,同盟关系进一步升级。美利用2007年5月“2+2”会议进一步强化了两国秘密情报共享,推动美日同盟向全球化、实体化发展。6月,美、日、澳三国防长利用“香格里拉对话”实现首次防长会晤;9月,美、日、澳三国首脑在参加APEC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三边峰会,日澳首脑批准实施《安保联合宣言》行动计划,美澳签订《防务贸易合作条约》,三国军事合作获得实质性深化,美在亚太的机制化同盟逐步显现。9月4-9日,美与印、日、澳、新加坡举行联合军演,成为“美日澳印四国同盟”第一次实质性军事合作。此外,美还试图以美韩自贸协定、美印核合作协议、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等机制,巩固其亚太地区主导地位。
美国对上述几个地区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推动美国对外战略的目标和重点出现微妙但重大的变化。美国不仅试图通过以此摆脱目前在中东乃至全球的不利处境,更希望以此创造重振美国霸权的“第二次机遇”。然而,美国在上述各地区推行的政策均面临着各方面的、结构性的阻力和障碍。因此,这一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风顺。但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其全球战略的调整动向将对未来国际格局产生何种影响,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