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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夕，外国银行主宰了中国金融，中国自办银行日迭兴起，1905年清政府的中央银行——户部银行成立，1908年该行改组为大清银行，至1911年，大清银行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银行。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锦涛担任临时政府财政总长，走马上任需要首办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中央银行。1911年11月，陈锦涛实施了其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的计划……

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银行非中国银行莫属。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此时的中国银行是个官商合办的银行，经常充当政府的账房，中行为摆脱深受政局影响的困境，力谋自主经营，几经努力得以实现。随着北洋政府统治的结束，中行总部随政治中心南移由北京迁至上海，1928年国民政府另立中央银行，遂将中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改组后的中行实权仍掌握在商股手中，独立自主经营得以延续，中行仍保持了在银行界的霸主地位。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金融垄断政策，通过增资官股，逐步控制了中行，1937年抗战爆发，中行总部西迁，积极支持抗战，1942年四联成立，实行四行专业化分工，中行再度增资改组，成为专业的国际贸易汇兑银行，中行业务范围急剧骤减，开始落后于中央银行。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行总部迂回上海，在此阶段，中行也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接管敌伪财产，重新增减机构；加强信贷，支持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加强外汇管理，办理海外侨汇业务等。以上工作，对抗战胜利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曾通过各种途径，企图窃取中行海外分支机构的资产，遭到中行职员的强烈反对，中行回到祖国的怀抱，重新获得了新生。

综观中行37年的艰辛创业历程，中行共发生了三次职能转变：从1912年到1928年以前，中行是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1928年国民政府另组中央银行，中行被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1942年后国民政府通过建立四联总处，重新划分中、中、交、农四行的业务，中行成为发展国际贸易的专业银行。

陈锦涛与中国银行的创立

辛亥革命前夕，外国银行主宰了中国金融，中国自办银行日迭兴起，1905年清政府的中央银行——户部银行成立，1908年该行改组为大清银行，至1911年，大清银行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银行。

辛亥革命爆发后，该行的正副监督叶景揆、陈锦涛弃职南下，陈锦涛经伍廷芳提名担任临时政府财政总长，刚刚上任的陈锦涛需要首办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中央银行。1911年11月，大清银行的浙江籍股东及部分高级负责人为了保全商本组建了股东联合会，陈锦涛利用商股联合会，实施了其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的计划。

经南北方商股的充分酝酿，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于1912年1月正式向孙中山呈送报告，表示在不损害股东利益前提下，愿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孙中山鉴于政府财政窘困随即同意，并立即面谕陈锦涛，让其立即向股东联合会转达他的意图，陈氏立即以财政部的名义于1912年1月书面批复股东联合会。

1912年2月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陈锦涛担心已为孙中山同意的改组报告，能否得到袁世凯总统的追认，他一面促令商股联合会报请袁世凯，一面又电询孙中山，希望孙中山能助其一臂之力。孙中山复电：“清帝退位，……中国银行之创办，及一切财政之已经施行者，当然继续有效，绝无疑问，可由财政部宣布。”在短暂的两个月中，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报告便得到了两位总统的批准和追认，陈锦涛联合大清银行股东击败了竞争对手，于1912年2月5日将大清银行正式改组为具有中央银行的权力和地位的中国银行。陈锦涛在致临时参议院咨文中说：“这是借已有之基础，应目前之急需，既可以增长民国之实力，又可因其资金为通融，实为民国国家与银行股东两得兼利之道。”陈锦涛创建中国银行的真正意图可略见一斑。

祸不单行的总裁徐恩元

徐恩元1885年生于浙江吴兴，早年留学英国，民国成立后任财政部制币局局长，1914年为迎合袁世凯称帝心理，接受杨士琦的建议，未经中行同意便向美商订印200万元印有袁世凯像且加“昭武”字样钞票，曾引起国人的责难和唾骂。

1916年6月，陈锦涛再度担任财政总长，任命与中行频繁接触的徐恩元为中国银行总裁，而此时刚刚经受停兑令冲击的中行对此十分忧虑，商股联合会于1916年6月底电请政府收回任徐恩元为总裁的成命，同时致电徐恩元，揭发徐恩元过去的问题，徐恩元见电报后火冒三丈，扬言报复，便以股东会照章尚未成立为由，否认商股联合会。徐的报复引起了股东们极度反感，他们借助公共舆论，指责刁难徐恩元，徐恩元也不甘示弱加以辩解，双方各执一词，明争暗斗，矛盾越来越深，为以后的一连串争斗埋下了伏笔。

1917年7月，徐恩元聘用北京英商麦加利银行经理卢克斯为北京中行副经理，合同聘期为五年，年薪金3000镑，津贴1000镑，此时徐恩元已为印钞问题所困扰，谁料余波未息，一波又起。

1913年，孙多森时任中行总裁时就曾高薪聘用洋人，招致行员不满，而今徐恩元以更高薪水聘用英人卢克斯，商股联合会和总管理处高级职员都极为愤慨，表示反对。卞寿孙、谢霖、范磊三人于7月18日向徐恩元写了质问信，徐恩元原希望他们能为印钞问题帮自己一把，出乎徐恩元意料的是，此三人非但不帮忙，反而刁难，使得徐恩元对三人愤恨至极，欲将总司长谢霖调离总处。为引起行外注意，卞、谢、范三人商议，于7月26日一同辞职。此外早已与徐恩元不和的副总裁陈威此时也落井下石，宣告引退，经政府撮合，以合同已签无法变更为由，聘请卢克斯一事至此不了了之。

徐恩元为摆脱内外受敌的困境，亟思将北京、天津两行钞券恢复兑现，借以挽回个人声誉，巩固他的总裁地位。这个建议起初为股东们所欢迎，1916年10月23日中行京钞率先恢复兑现，最初两日兑换极为顺利，曾得到舆论颇多赞许，徐恩元也十分得意。因事先准备和估计不足，京钞兑脱旋即转为限兑，最后转为停兑，京钞信用骤跌，招致社会舆论批评不断，批评他过于轻率，众议院也对其提出质问，表示怀疑和不满。此时徐恩元的处境如同雪上加霜，更加困难，首次京钞兑现便以失败而告终。

厄运频频降临身上的徐恩元，任职半载，却招致反对呼声一浪胜过一浪，1916年12月，调离张嘉璈事件将反徐浪潮推向了高潮。

1916年12月7日，徐恩元怀着仇恨报复心理，提出调抗拒停兑令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任重庆中行经理，调上海中行襄理胡苓乡升任副经理，曾与张嘉璈同舟共济、共同抗拒停兑令的上海中行经理宋汉章为引起社会注意，采取“以退为进”策略，提出辞职，此招果然奏效，冯国璋、张謇等人均致电政府，要求制止调张。

此前徐恩元和商股联合会已斗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商股联合会此时也乘机以撤出中行所有商股要挟政府，在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和调停下，徐恩元收回成命，商股联合会撤消了对北京中行存款实行假扣押申请，调离张嘉璈事件至此草草收场。

徐恩元虽担任总裁仅仅一年，但在诸多重大问题上与商股股东们存在严重分歧，争斗此伏彼起，相互猜疑，使得行务陷于停滞状态，社会批评和责难纷沓而至，徐恩元的总裁职位难以久留自在情理之中，1917年6月，已处四面楚歌地步的徐恩元被迫离职。

金融业巨子张嘉璈

张嘉璈1889年11月生于江苏宝山，自幼聪颖好学，1906年负笈东渡，前往日本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和政治经济学专业，由于张氏刻苦努力，坚实的财政金融知识为他日后从事金融业活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1909年张氏归国，民国初年，张嘉璈初步显露出他非凡的才华和胆识，受到了政坛诸多风云人物的重视和青睐，民国初年政治黑暗使其逐渐放弃从政的念头。

恰逢此时，东瀛留学期间与他交往颇多的梁启超，正任财政部币制局总裁，在梁启超的大力推荐下，张嘉璈决定转入中国银行工作。上海中国银行正缺副经理一职，经汤睿介绍，张嘉璈平步青云当上了副经理，从此开始了其长达22年的中行经营生涯。

1916年袁世凯称帝，为准备内战，于5月12日下令中、交两行所发钞票停止兑现，为维护银行信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说服行长宋汉章，决定拒绝乱命，坚持兑现。为抵抗政府停兑令，二人四处奔走，精心谋划对策，组织了以张謇为首的股东联合会，继续兑换中国银行钞票，张嘉璈和宋汉章的行为，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成功平息了此次上海金融风潮，为民族金融业树立了楷范。中国银行的信誉大增，宋、张二人也因此在金融界名声大振，张嘉璈于1917年擢升为中行副总裁。

张嘉璈升任中行副总裁后，1917年7月针对多年困扰中行的京钞问题，向财政总长梁启超提出了三项整理办法：一是修改《中国银行则例》，扩大商股，成立股东会；二是整理中行所发京钞；三是设法限制对政府垫款，并收回以前垫款。梁启超对张氏的提议表示同意，嗣后张氏同王克敏商定具体整理措施，并予以实施。为达到扩大商股股权，实现股本商股化的目的，张氏通过各种关系和个人声望，四处劝募商股，当年所募商股就超过了官股，至1923年，中行在张氏的领导下，基本上成为商办银行，摆脱了北京政府的控制。

作为北洋时代的金融奇才，张嘉璈通过创办银行刊物——民国时期最早发行的金融专业刊物——《银行周报》，使得他的名字在金融界童叟皆知，自1917年到1928年他三蝉副总，为他担任中行总经理奠定了基础。

民国初年公债信用大跌，资金极难筹措，外国银行团欲借中国财政困难之际，捞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鉴于此种情形，张嘉璈毅然向政府提出了从速整理公债的主张。

张嘉璈将西方经济学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灵活有机的结合起来，对整理公债的原则、方法和基金来源均作了详细规定。

中行根据承诺，每当总税务司拨转的公债基金户不敷周转时，中行总行垫款接济，使公债信用得到了维持。从1921年到北洋政府垮台，除1922年、1927年曾暂缓还本外，一般都能如期偿付，因此说中国公债信用的建立应归功于张嘉璈。

1928年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张嘉璈担任中行总经理，中行1936年7月设立纽约分行，是与张嘉璈的设想分不开的。张嘉璈聘请罗德瓦尔德，约其协助内部改组，成立国外部和指导国际汇兑等。1930年7月3日国外部正式成立，从此建立了国外直接汇兑和特约代理关系，设立了海外总部，国外部的成立，在国内银行界尚属首创，且规章制度健全，为后来经营外汇业务的同业视为楷模，多所效仿。

根据中行各年的营业报告资料，1930年底已有国外通汇行62家，特约代理行96家，代理行遍及43个国家。国际汇兑业务的开设为以后中行发展外汇业务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