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同儿”学出普通话

那是一九八四年的事，我从东京去北京留学。去北京之前，我已经在日本学过三年的中文。不过，真正的沟通能力还几乎等于零。刚到北京时，我会问路，做简单的自我介绍，如此而已。

外国人学中文，北京的环境应该算是最理想，毕竟现代汉语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话是这么说，在北京话和普通话之间也有一段距离。很多北京人搞不清楚什么是北京话，什么是普通话。他们有首都人的骄傲，往往相信，惟有地道北京话才是纯正的中国话，我一位老师就是一个好例子。

她年纪很轻，当时刚刚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把直发梳成两条辫子，穿着宽松的深蓝色棉裤，她有一副“革命女性”模样。在课堂上，我连一次都没看过她的笑容。

年轻女孩子一本正经的样子，有时候反而造成幽默的效果。有一次，她教我们唱一首中文歌，是《大海啊故乡》。那是想家、想妈妈的歌，一班日本学生唱着开始哭出来。我们离乡背井到中国念书，自然是很想家的。然而，那位女老师一点不解人情，一本正经地问：“怎么了，你们都感冒了？”使我们只好苦笑。

北京女人说话非常好听，我的老师也不例外。女高音加上北京特有的卷舌音，产生令人陶醉的效果。不过，那种口音，学起来实在不容易。

记得有一天她要教授如何发儿音。她采用的教学方法简单到可怕的地步，是让我们无数次重复地说同一个词儿的，那就是“胡同儿”。

“胡同儿。”老师又说一次。

“胡同。”我们又一次失败。

整个上午，就那样痛苦地过去了。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刚开始教学不久的年轻老师，她恐怕无法明白，对我们来说，卷舌音是多么的难。

我在大陆总共待了两年，学会中文，主要靠的是看书和在旅途上跟各地中国人的交谈。可是，现在很多人，说我有北京腔，我还是得感谢那位顽固的女老师。从那天起，我一有空就在嘴里试说“胡同儿”，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卷舌音。“胡同儿”一词，其实是源自蒙古语的北京方言，跟其他地方人讲话时用不上。但是，一旦会说了“胡同儿”，什么“饺子儿”、“小孩儿”相对而言容易得很。

神州畅游

我在中国大陆念书，拿着奖学金，免费住在留学生宿舍，每逢假期就到处去旅行，真是多么好的日子。从沿海各地开始，到东北、内蒙、新疆、青海、西藏、云南、长江三峡、海南岛……不知道那两年里，我总共跑了几千公里。

年轻时候，有的是体力和好奇心，再苦的旅程都觉得挺好玩。结果一去往往就是几个星期，来不及回学校上课，难怪校方对我很有意见。不过，至少对当时的我来说，在旅途上能学到的东西比课堂上还要多。也就是说，我虽然旷课，并没有逃学。

一九八五年的夏天，我走的路最长。首先参加学校为留学生组织的旅游团，从北京去敦煌、乌鲁木齐、吐鲁番。之后，我自己继续走丝绸之路，从吐鲁番坐三天两夜的巴士越过阔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往喀什。接着又回到兰州，再往西到青海格尔木，坐两天的巴士去西藏拉萨，搭飞机经过成都。最后到了上海，迎接从东京飞来旅游的父母、姥姥、弟妹，跟他们一起在苏州、杭州玩了几天。

在那么长的旅途上，我认识了很多人，也吃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新疆的拉面很有嚼头，中东式面包很香。兰州的牛肉面当时在北京还吃不到，成都的担担面也令人难忘。到了上海当然有小笼包。好像我是真爱吃面的。

不过，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上吃的哈密瓜。我小时候在东京，蜜瓜特别贵。除非有人生病住院以外，身体健康的孩子平时根本没有福气吃蜜瓜。在丝绸之路，蜜瓜非常丰富，而且是既香又甜的哈密瓜。十年前，一个哈密瓜才五毛钱人民币，于是我干脆不吃别的东西了。在沙漠上旅行的几天，每次巴士停在绿洲，我就买一两个哈密瓜拼命吃。

另一种难忘的味道是海南岛的芒果。芒果也是我小时候只听过而没吃过的东西。所以，第一次到了位于热带的海南岛，我一定要尝一尝。

那是一九八五年的十二月。我从广州先来香港过圣诞节，然后坐船到海口去了。当时海南岛还属于广东省，刚开始对外开放，完全没有旅游饭店之类。

我的海南之行，目的除了吃芒果之外，便是在全中国最南的鹿回头海滩度假。有些外国人把那里叫做“中国的地中海俱乐部”。

我是在沙滩上喝着中国制造的白兰地迎接一九八六年元旦的。完全没有灯光，却有满天的星星。耳朵听到的只是波浪的声音。我这辈子，还没有比那一次更浪漫的过年。

不过，在海南岛，我没吃到芒果。我在沙滩上认识了一群当地小孩，其中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对我这个外国大姐很感兴趣，天天都跟着我。当他知道我对芒果的向往时，很难过似地告诉我：“现在没有芒果。等到五月份，才到处都是芒果呢。”

第二年的五月，我在广州中山大学，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敲了我房间的门。他来自海南岛鹿回头，带着个大木箱。我一打开，果然发现了好几十个芒果，是那个男孩为我摘的。

海南芒果有大的也有小的。我天生小气，把小的送给同学们，把大的留下来自己吃。可是，我后来得知，小芒果才很甜。小气鬼是始终吃亏的。尽管如此，我边想那个沙滩上的男孩边吃海南芒果，还是天下最甜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