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后，许多上中层的开明人士认识到，如不改革封建农奴制，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中央人民政府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十七条协议”规定，这种改革中央不加强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对改革，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１９５２年３、４月间，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暗中支持非法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骚乱闹事，反对“十七条协议”，提出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１９５５年，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在当时的西康省藏区秘密策划煽动武装叛乱。１９５６年，该区叛乱开始，叛乱分子围攻地方政权机构，残杀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１９５７年５月，在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的支持下，成立了“四水六岗”叛乱组织，稍后又成立号称“卫教军”的叛乱武装，提出“西藏独立”及反对改革的口号，叛乱活动愈演愈烈。武装叛乱分子窜扰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区，杀戮干部，破坏交通，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部队，并到处抢掠财物，残害人民，奸淫妇女。

中央人民政府本着民族团结的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并表示，“中央不改变西藏地区推迟改革的决定，并且在将来实行改革时仍要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他们宣称：“九年来，汉人动也不敢动我们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只要我们从外地调一大批武装到拉萨，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达赖佛爷逼往山南，聚集力量，举行反攻，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

在顽固坚持农奴制度的农奴主和国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下，叛乱活动迅速蔓延。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在拉萨发生的全面武装叛乱，就是经精心策划而挑起的。

1959年２月７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主动向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３月８日，达赖确定３月１０日下午３时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３月９日晚，拉萨墨本（市长）却煽动市民说：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每家都要派人到达赖喇嘛驻地罗布林卡请愿，请求他不要去军区看戏。次日晨，叛乱分子胁迫２０００多人去罗布林卡。随后，叛乱头目连续召开所谓“人民代表会议”、“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全面发动了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

虽然罗布林卡受到叛乱分子控制，同达赖的联系十分困难，中央代理代表谭冠三仍设法通过爱国人士先后于３月１０日、１１日和１５日给达赖三封信，指出叛乱分子猖獗地进行军事挑衅，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予以制止。达赖于３月１１日、１２日和１６日先后给谭冠三复信三封。在１６日的信中，他还表示，已对地方政府官员等进行了“教育”和“严厉地指责”，并表示几天后还可能到军区去。

但是，３月１７日夜，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挟持达赖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叛乱失败后，又逃往印度。达赖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调集约７０００人，于３月２０日凌晨向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于当日上午１０时奉命进行反击。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支持下，仅用两天时间，就彻底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以后又平息了叛乱分子长期盘踞的山南地区的叛乱。流窜于其他地区的叛乱武装也相继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