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海外涌现出来的一个新的行为主体———“海外愤青”，格外引人注目。笔者在日本长野火炬传递的过程中，细细地观察了这些年轻人，发现了不少新特征。

这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年轻人去支持火炬传递，不是为了政府、上司、社团，也不是为了家长、老师，完全是出于自愿，为了表现自己内心的情绪、意愿。因此，到了现场后，虽然不十分遵守纪律，“政策水平”也不高，却非常活跃，能量极大。他们大多日夜兼程，从各地赶来。在长野，他们一处声援后，又抄近道跑到下一个路口，摇旗呐喊，十多个小时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直到传递仪式结束。最后回程时，有的连抬腿上车的劲儿都没有了，有的女生穿着半高跟鞋，说“恨不得把跟儿掰了！”

在过去，无论1919年还是1936年，或者1976年，青年学生总是能在一些重大时刻，冲到社会最前面。但是，传统上，青年学生大都是受到某种“外部”的政治、道德等权威因素的引领。

但这次笔者在长野所见的年轻人，好像有很大不同。他们自小就是“独生”小皇帝，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是最大的权威。但就是他们，成为这次海外护卫火炬中最主动、最有生气的一群。他们似乎没有“忠君”、“孝悌”的观念，甚至连“报国为民”也很淡漠。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环境中长大，又在海外较为自由的环境中接受高等教育，具有很强的独立自我意识，在外界反应刺激到他们时，无论这种反应有什么政治或道德的“来头”，都难以挡住他们表达意愿的冲动。当然，这种意愿大都不是深思熟虑，有时也会临时生变。笔者就听说有人因为要陪女友而临时不去助阵的。不稳定、不成熟、不持久，但却很单纯、很阳光、很可爱，是老一辈人久违的，甚至可以说是从未体验过的一种全新的做人感受。

与这些年轻人“自我”的行为特征相呼应的另一个性格标志是“逆反”。当初，他们走出国门，大都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海外的一些不实报道，使他们都感到心情不适。本来应该很“自由”很“多样”的媒体，天天都是过于偏颇的报道，让他们难以接受。他们没有“身在屋檐下，不敢不低头”的“韬晦之心”，更没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市井之气”。自信、不相信说教、敢于表达意愿，成为这一人群的重要象征。

海外媒体已经注意到：过去海外华人少有这样强烈反对所在国主流媒体的行动。可惜他们并未对行为的主体———参与者的身份特征、个体性格、行为规范等进行动态、客观、准确的把握。殊不知，任何重大的事件，根本的决定因素是事件的主体———参与者本身。在迄今为止关于火炬传递的文字中，少有对各参与人群的具体分析，这不能说不是个重大缺憾。

这些年轻人的行为，还引起人们对“组织性”的思考。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常称为“一盘散沙”，但在国内，无论家庭还是单位，大家都是“在组织中”的。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为何？组织是否以独立自主的个人为起点？这些“独生子女”们因无兄弟姐妹的磨合，从小缺少横向的“组织”训练，个人天马行空者居多，到海外更是如此，因海外中国人的存在及经济基础都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但他们拥有生存所必需的判断力、行动力与良知。这是在社会生活中主要靠自己闯荡出来的。正是他们，这次以“个体组织”成了护卫火炬的生力军。横滨的一位老华侨激动地告诉我，表示过去没有读懂这些年轻人。

历史上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事物、新的观察点。2008在中国，注定不是一个平静的年头。相比那些金牌与鲜花，我们更要关注这一年中涌现出的新现象。

据北京朋友介绍，国内年轻网友也有类似情况。的确，这两大生力军———海外年轻华人与国内年轻网友，他们是现代中国最开放、最进步、最自由、最勇于表达自己意愿、离国际主流社会最近且利益关联最重的人群。他们的行为告诉了我们什么？告诉了国际社会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值得我们研究的新课题。（作者是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