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5月20日文章，原题：没有被中国携起的手参与到地震救灾中

关于他要去哪里，郝林（音）已经欺骗了妻子。他跳上了一架飞往成都的飞机，借了一辆自行车，穿着短裤和平底便鞋在农村里穿梭。郝先生是一个心理医师，他到这里是为了给地震幸存者提供免费的心理辅导。

他有同伴。那是坐了满满一汽车的志愿者，他们带着很搭配的红色帽子，在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簸。成都一家私人企业的员工们正在清理沿途一个小镇。从全中国来的志愿者送来了食品、水和同情。

星期六的网上，36岁的郝先生跨坐在他的自行车上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现在，普通人知道怎么自己行动了。”

从5月12日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开始，中国政府派遣了士兵、武警和救援人员，开始了那种可以预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动员。但是，一种没有预见的动员在官方渠道以外发生了，产生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新闻媒体对地震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地震地区，捐款金额超过记录，这种民间反应非常惊人，而且是自发的。

此次公众感情的流露如此震撼，分析家们在辩论，这是否会产生一些影响，民间力量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空间。

一些民间团体的代表说，很多的个人，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在震后迅速投入了行动，为中国红十字会不堪重负的任务提供了补充力量，帮助了救援行动。

由于人道主义危机非常严重，官员们对民间团体放行了。此后他们称，出于安全考虑，志愿者需远离震区。但是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到达了那里。

在成都，救援志愿者组成了一个指挥机构，叫做“非政府组织救援行动”，负责协调30个组织。他们收集捐助，包括方便面、饼干、米饭、药物、衣物和床单。

“我们意识到，这场危机是空前的，我们必须携手做一些贡献，”39岁的兴莫（音）说。他是非政府组织有经验的组织者，还是负责培训志愿者的云南发展学院的校长。

很多志愿者说，他们到目前对政府处理救援的方式是认可的。一些专家说，领导们可能会疏导这种热情。

中国的媒体也集体在地震后对事件进行了报道。

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的高级研究协调员鲍书明（音）说：“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拐点。这将化解政府和普通人之间的一些界限。人们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变得更有组织，社会变得更开放了。”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公众的反应仅仅是悲伤和帮助他人愿望的自然宣泄，反映出这个社会中有更多人富裕到了可以有所回报的程度。尽管珍视传统的人们在哀叹现代中国道德迷失，拥抱了物质主义，但是一场可能夺走5万生命的灾难拨出更深远的声响。

“我们是念着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长大的，但是这场灾难才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善引发出来，”来自上海的41岁的投资者阿兰•邱说。“人们被儿童的场景感动了，也被生命的价值感动了。我们成长的这个社会里，人们似乎认为中国人命不如外国人命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