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的震区之外，公众的反应越来越大。死亡人数每天在增加，但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从中国公民和公司那里来的捐助已经超过了政府划拨的5亿美元。一些捐助数目非常大，例如香港富翁邵逸夫捐出了1400万美元，小学生也捐出了他们的硬币。

献血活动、蛋糕义卖、各种筹款和艺术品拍卖都举行了。还有人放下手中的一切赶到灾区。四川省省会成都一个私家车俱乐部的40名成员多次往返灾区，从遭受重创的什邡运出了100多名伤员。还有人满载物品，成百上千英里进入四川灾区。

电视台不断播放搜救被困人员的坚决行动，报纸也被允许刊登那些反映灾害毁灭之恐怖的照片。

“最令人惊异的事情是24小时播报，”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的中国专家安东尼•塞奇说。

塞奇称，中国城市里的年轻一代以前对农村人生活的困境毫无兴趣。“但是，现在他们被人们生活的状况震惊了。”

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更民主的国家，发展健康的民间社会被认为是重要的一步。现在非政府组织仍然扮演着很小的角色。云南的兴莫（姓）先生说，被允许进入救灾现场并不意味着私人团体就获得了他们想要的效果。他说：“最令人抓狂的是交通，这是非常头痛的问题。我们有太多的物品卡在路上。我们知道成千上万的人紧急需要它们，但是我们没法运给他们。”

还有一些需要警惕的信号。一些公司现在要求员工捐款，而不是鼓励自愿捐款。博客作者痛批明星，包括姚明，他们认为他的捐款不够。捐款源源不断，人们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质疑腐败，关心这些钱怎么花。政府官员开始询问专家如何让救援工作更有效率。

但是，现在在地震区，公众的反应无疑是很大的，而且也常常是混乱而没有计划的。官方媒体报道称，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民间志愿者是江苏投资公司老板组织的一支救援队。从那以后，热情的人们逐渐到达了。

在偏远的路池村，当地的玻璃厂破烂不堪，砖盖的农民房屋被夷平。67岁的农民刘列（音）的情况很糟糕。他和其他七个家人睡在一个塑料布下面，他的房子的每一面墙都被毁了。但是在他塑料布的一角，刘先生指了指一堆矿泉水、零食、食品和两袋大米——全是志愿者带来的。

“他们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爱中国人。你们必须理解旧社会和新社会的区别。现在人们从广州和其他地方给我们带来了吃的。”

志愿者回归他们正常的生活后，刘先生必须重建他的房屋，重新开始生活。他的妻子、63岁的郭碧华（音）很担心，她说：“我们怎么盖房子，我很担心。我已经老了。”

在不远处，心理医师郝先生刚刚和其他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到达了，一个是拉里•王——一个在纽约住了30年的华人。他们在相遇，一路经过受灾地区，给人们提供心理辅导。郝先生住在人口众多的出口城市深圳，在一个背包里塞了两个星期的补给。

他说，他在跟幸存者谈话以及帮助他们应对生活时很激动，特别是儿童。但是不要告诉他的妻子。“我妻子不知道我在这里，”他承认，“她会很害怕。她以为我在广州。”（纽约时报记者吉姆•亚徳利 发自中国四川路池村，大卫•芭芭拉发自上海和北京，霍华德•法兰其从上海帮助供稿； 李宏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