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都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人意料的一页，一个摧心荡腑的爱情，一桩卷进太多现代文化名人的悲剧。这样的事，当事人能几十年讳莫如深，知情人也一字不提，要到大半个世纪之后，才让我们惊心动魄地遥望，真是一桩奇事。

我想，这是中国文化人特有的私事忌讳在作怪，也或许中国人认为，婚外浪漫史，能弄到如此缠绵痴怨且不顾舆论的地步，太有违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女知识分子——的“本性”，连提起的人都觉得很窘。“五四”那一代文化人，大声疾呼摧毁旧道德，在私人生活中，实际上相当传统，起码按今天的标准看，伪饰之处太多。正因如此，朱利安与凌叔华这桩公案，才异乎寻常。

虽然年代久远，这几年内，内情渐渐水落石出。

1996年，英国女画家范奈莎·贝尔的书信集由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出版。在范奈莎给长子朱利安·贝尔的许多信中，此事的情节又多了几层从母亲角度的叙述。长期研究凌叔华的木令耆女士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1996年第4期）著书评，讨论了此事。1999年5月，虹影的长篇小说《英国情人》（又名《K》）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由于小说的艳丽笔触、惨情故事，以及大胆的情色描写，虽然隐姓改名以留出想像余地，但此事一时成为话题。

布鲁姆斯伯里，是伦敦市中心一个小区，著名的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以及一系列书店、出版社等，都集中在这个地区。

20世纪初，范奈莎与弗吉尼亚姐妹，搬到布鲁姆斯伯里地区的戈登花园广场46号，这里成为一批知识分子的集会地点，在1905年左右形成“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范奈莎结婚后，也住在此处，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朱利安·贝尔出生在这里。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大都持反战立场，范奈莎不得不搬到乡下“劳动”。因此二三十年代，布鲁姆斯伯里的集会地点移到范奈莎在乡下的居处“查尔斯顿农庄”。1937年朱利安死于西班牙内战，对范奈莎打击太大，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集会渐渐终止。

所谓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是一个松散的、经常聚会的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画家、作家、美学家，也有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这个集团没有什么正式与非正式成员之分，但是有经常来的核心分子和偶尔来的边缘分子。核心分子除了这两姐妹，有传记作家斯特拉奇，小说家福斯特，经济学家凯恩斯，美学家弗莱，范奈莎的丈夫批评家克莱夫·贝尔，范奈莎的终身伴侣画家格朗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政治学家伦纳德·伍尔夫等等。至于“边缘分子”，名单就极长，究竟应当包括谁，是文化史争论的题目。读者可能熟悉的，有哲学家罗素，诗人艾略特，东方学家韦利，女画家卡琳顿等。

而这个集团永恒的核心，却是两位姐妹：画家范奈莎·贝尔和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姐姐范奈莎有两男一女。长子朱利安出生于1908年，正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形成之时。朱利安可以说是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一后裔”。弗吉尼亚自己没有孩子，因此视朱利安如己出。

20年代，朱利安沿着父辈的足迹，入剑桥大学，成为辩论家、诗人、国王学院学生中的佼佼者。20岁时，出版诗集《冬之动》，甚获佳评，似乎注定要成为布鲁姆斯伯里新一代知识精英。

而这时正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动乱之时。朱利安和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激烈地讨论世界的前途。当时欧洲年轻人中有一句话：“不是和共产主义一起拯救这世界，就是和法西斯主义一起毁灭这世界。”20世纪被历史学家称为“极端世纪”，30年代是极端之极端。

英国知识界有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自由主义色彩更重。一次大战时，布鲁姆斯伯里集团都登记为“良心反战者”，拒绝上战场，情愿下乡做农活——英国对拒绝打仗的男人，一向用“插队”方式解决。此后，布鲁姆斯伯里的集会，由伦敦转往范奈莎的农场。

但是30年代新一代面临的问题，却复杂多了。朱利安血气方刚，以天下为己任，热衷辩论世界大事。1935年剑桥大学为外国代聘教师，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政治学家丈夫伦纳德·伍尔夫鼓励朱利安到中国，因为“那里将发生影响世界的大事”。朱利安受聘为武汉大学英语文学教授。远航之前，伦敦文学界朋友殷情送别，似乎朱利安将去天外世界。可能因为交通不便，也可能因为中国的特有色彩，既奇异又危险，那时期即将远航到中国的人，总得另眼看待。1938年奥登和伊舍伍德到中国采访，伦敦文艺界也是几乎全体出动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