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本，是一九八零年八月印行的，一九八六年二月印成了已出三十六种的最后一本，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走向世界”看来仍须努力。

现在，岳麓书社终于决定重印这部丛书了。

作为丛书的编者和各书叙论的作者，我一直是希望丛书能够重印的，尤其是近两年来遇到了下面三件事之后。

第一件事是，零六年元月六日，《新京报》约了一百个人各写一则短文，介绍他去年最爱读的一本新书，有个人没有介绍新书，介绍的却是二十年前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此人名陆建德，是剑桥的博士、社科院的研究员，他举张德彝所述伦敦一车夫因鞭打马匹过甚被罚款并监禁一月为例，说“丛书所收著作，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了国人的眼界，同时又让读者意识到，身边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其实都是值得关注和检讨的。时至今日，这套丛书读来，依然具有让人不安的力量。”

我并不识陆君，《新京报》也是偶然看到的，看后却不能不佩服陆君之善读。人们读书，或求充实，或求愉悦，都无可厚非，但能从书中感受到“让人不安的力量”者盖鲜。《走向世界丛书》的作者未必都有郭嵩焘那样的深刻见解和梁启超那样的著名文笔，如张德彝者无非一同文馆出身的平凡外交官，但他亦有一特长，便是在外国看得多，记得细，连伦敦车夫鞭马过甚被罚这样的小事都记了下来。但能从此类记述中看出普世的价值，看到全球文明的愿景，联想起此时此地活取熊胆踏死小猫之类行径，从而感到不安，这不安便不会不成为“走向世界”的催化剂。陆君在这里用上了“力量”一词，真有会心，令我佩服。

《走向世界丛书》本不是什么供人们消遣的书，但像陆君这样不怕思想不安的人总还会有，而旧书难得，听说在网上已经卖到上百元几百元一册，则重印自不可缓了。

第二件事是，零七年夏天，岳麓书社杨君托人带来一篇海外出版的史学论文，论文的作者王尔敏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过去编《走向世界丛书》时，我曾向他请教，获益良多，又蒙惠寄著作多种，我也寄过书给他，但久已不通音问。这篇题为《总理衙门命使试探:斌椿之游访欧洲》的长篇论文，引言部分一开头便提到了《走向世界丛书》，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大陆对外开放新路初露声光，而学界出版界领先风气，立即有不少重要史乘史料问世，最具卓识远见者为岳麓书社某某所主编之《走向世界丛书》，……相赠鄙人，为时已有二十年矣，不但感其厚爱，且深感其启我茫昧，导以明灯。”接下来又说:

“当代中国政治，已是在加速对外开放，有一日千里之势。我相信某某真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爱国学者，足当称为时代先知。……在此类史料上言，我原不陌生，但结合国家动向而展望未来，实在敬服某某的有心与用心，以启迪国人扩大视野，面对世界演变之新局。我当笃实的走历史学家之路，要步趋某某的研究前轨，从外交史论域探索十九世纪官绅所做的努力。”

王君对中国“走向世界”的成绩，尤其是对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恐怕都估计过高了，但从他的论文中，确实看得出《走向世界丛书》对海外学人的影响。“走向世界”本来就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交流过程，为了使这种交流继续下去，丛书似乎也有重印的必要。第三件事是，今年年初，偶往书市巡阅，忽见《走向世界丛书》所收的薛福成、张德彝诸人著作，有不少都被某出版社翻印了。是的，翻印，我说他们是明目张胆的翻印。薛张诸人虽然死在七十年前，他们的著作谁都可以印，但我还没有死，我的标点分段，改错加注，还有大量的边批，这些都是诸人原著所无，按政策法令的规定，“编辑版权”都是另有归属的呀！

当然，对方可以辩说，错字你能改，我也能改；分段你可以这样分，我也可以这样分嘛。但原本没有的文字，完全是我撰写的，别人总不能一字不易地照抄吧？还有岳麓版因误排失校形成的错字，也一字不易地照错，这又作何辩解呢？

我这样说，好像有点“违法必究”的样子，其实反躬自省，丛书未能及时重印，也是翻印者这样做的客观原因之一，因为读者有需要，出书有市场嘛。于是，从书市回来，我就拨通了岳麓书社的电话。

这次我所表示的希望，终于得到了湖南出版集团和岳麓书社现任负责人的理解和回应，《走向世界丛书》的重印终于启动了，无论如何，这总是令人高兴的事，虽然晚是晚了一点。

衷心祝愿丛书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思考，能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更好的作用。

【附记】一九八三年以前，我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丛书在该社出版过二十册，多系单行本。八四年我调岳麓书社，丛书随我转到该社，又印行了三十六种(含湖南人民出版社前出各种)，合订十大册。此次重印三十六种，拟出合订(精装)和单行(平装)两种版本，各书叙论都作了增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