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谢诺先生初次来到中国，先后访问了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战之中，但中国的许多事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在中国逗留长达六个月之久。这次中国之行，对他的未来起了决定性作用。1948年初秋回到法国后，他做出重要选择：放弃有关“中世纪康斯坦斯主教会议（1414～1418）”博士论文的撰写，入东方语言学校（即今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准备研究现代中国。从此，谢诺先生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0年，谢诺先生初步决定以“中国工人运动”为题，准备国家博士论文。1951年7月，他以优异成绩取得了中国语文文凭。1952年3月，他曾为巴黎文学院历史教师资格考生做有关现代中国的学术演讲，题目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社会”。应该说，从这时起他崭露头角，他的才华颇得布洛代尔（Fernand Braudel）、勒努万（Pierre Renouvin）和狄罗泽尔（Jean-Baptiste Duroselle）等著名教授的赏识，他有关东南亚及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1953年，他被任命为法国国家科学院（CNRS）助理研究员，同时在索邦大学勒努万和拉博鲁斯（Ernest Labrousse）两位教授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当时确定的论文题目是“1911～1927年中国产业工人”。准备论文期间，他还为索邦大学预科学生做过题为“1840～1914年之远东”的讲座。

1955年，谢诺先生的处女作《越南史》，成了西方了解和研究越南历史的第一部著作。就在这一年，年仅33岁的谢诺先生被选为高等研究实验学校第六系（即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教授。从1956年起，他同时在巴黎政治研究学院（Institut d`?魪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任教。由于学识渊博、思想活跃，在后来的20年间，他一直受到法国及外国大学生的崇拜和敬仰，无论是授课还是演讲，教室或会议室里从来都是座无虚席。他不仅培养了一代研究中国、越南及东南亚历史的专家，而且影响扩大到了当时的第三世界。他的许多著述都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西文、葡文、中文和越南文出版。谢诺先生堪称一代宗师，为西方人了解和研究东方文明做出了极大贡献。

1957、1960年，是谢诺先生第二次和第三次来中国。他这两次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主要是做学术访问，与北京大学教授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研究员等进行交流，并为完成博士论文搜集中国方面有关民国初年工人运动的资料。谢诺先生的国家博士论文题目最后确定为“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1962年，论文完成。巴斯蒂教授说，他的“这篇论文，是一位西方史学家在立足中国档案和史料并参考外国文献的同时，完成的第一部有关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答辩之后，谢诺先生的博士论文即由巴黎穆顿出版社出版，成为20世纪60年代法国年轻史学派奠基著作之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革新了法国的中国学。当时，法国的中国学界基本没有人熟悉更没有人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谢诺先生不仅是法国这一学科研究的拓荒者，其研究也得到了国际中国学界的广泛承认。

1968年10月，谢诺先生任巴黎索邦大学教授，讲授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农民运动，以及第三世界的社会及民族运动等。1970年，索邦大学分成七所大学，谢诺先生是巴黎第七大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从1971年起，开始在该大学讲授东亚历史，同时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教授。

1977年，谢诺先生的四卷本《中国现代史》全部问世。据巴斯蒂教授讲，这部著作不仅深受法国大学生的欢迎，在被译成英文出版之后，也很快成了美国学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学生推崇的教材。

与许多法国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一样，谢诺先生在政治方面也十分活跃。1948年秋结束东南亚的考察回国后不久，他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积极参加并组织各种反对20世纪40～50年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肮脏战争”的活动。60～70年代，美国侵略越南期间，谢诺先生搜集了大量证据，并于1966年和1967年罗素裁判所（Tribunal Russell）两次在斯德哥尔摩和罗斯基勒开庭时，与凯恩（Marcel-Francis Kahn）、伟基业（Jean-Pierre Vigier）、史华慈（Laurent Schwartz）、勒贝留（Madeleine Rebérioux）等法国教授一起指控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他也曾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同路人”。1968年以后，他经常发表对法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对法国教育制度和教育管理体制不满的言论。1975年前后，他开始从东南亚历史教学和研究中淡出；1978年夏，他决定提前退休。

有关提前退休，谢诺先生曾于1978年6月份致函澳大利亚、北美及欧洲国家经常在中国和越南问题研究方面与他保持联系的同行和机构。他的“这封信是用西方中国学家的‘通用语言’英语书写的”，比较简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告知过去的同行（ex-collègues）：近些年来，我不再把自己视为中国和越南问题的学术‘专家’。我逐渐放弃了专业研究，放弃了撰写学术著作和论文，放弃了参加大学研讨会和报告会，放弃了为一些专刊撰写报告，放弃了授课和讲座，放弃了指导博士论文，放弃了大学评审委员会委员的席位。我再不想从事上述任何一项活动。”在谈到这些“放弃”的原因时，他说：“我做出这个决定，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我对大学的现行体制本身，特别是对大学有关权利、资金和威望方面的把戏，越来越感到不满。二，我越发坚信，如果说专业研究（脑力‘劳动’）在我们的社会上确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也是由于这些专业研究与广义上（大学微观社会以外）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缘故，才被认为是正当合法的。我始终把我在远东方面的研究、著述和其他学术活动，看作既是在揭露帝国主义方面的政治贡献，又是在主张同中国和越南团结一致方面的政治贡献。这种政治忧虑不会改变，但不会再采取大学某一项‘研究’的形式去表现。”他又写道：“我曾经问过自己，这种政治参与有哪些限制。毛泽东说过，‘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我既无意也没办法‘品尝’中国或越南。但我总可以尝几口多汁的法国吧！换句话说，我把我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我自己的祖国方面。我希望，这次转向会让我更好地把我的脑力劳动纳入问责社会的某种实践中：发展原子能的得失、法国共产党的危机、反对中央集权主义的地区性运动、左翼知识分子的角色、1968年‘五月风暴’（按：1968年5月法国爆发的由大学生发起的全民运动。5月底，戴高乐总统以军队为后盾，发表电视讲话：“我不会辞职，我有来自人民委托的权力”，“我将采取其他步骤”制止政局动乱的继续。“五月风暴”遂逐渐偃旗息鼓）的遗产。假如知识分子果真能够‘研究’这些问题，也只有同那些与上述问题相关的人密切合作。至于中国和越南，我被放在了缺乏想象力和没有生气的‘专家’及公共关系‘干部’的唯一的小圈子里。对此，我一点儿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