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口述） 盛韵（记录）

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我们始终要有清醒的认识，首先要明确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然后要有比较明确的立场与它进行批评的对话，而不是简单地跟风。

“批评的中国学”

在谈海外中国学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新想法和新著作之前，我想先谈谈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看法和理解。我们在文史研究院成立的时候提出过一个研究方向，就是“批评的中国学”。为什么是“批评的中国学”呢？是因为在学术交流开放后的三十年里，中国学界对于海外中国学太多翻译、模仿和跟风。现在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已经比较热门了，但我始终感觉到这其中有两种缺陷：第一种缺陷，是很多人会把国外学界对中国的研究跟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研究等同起来，以为我们研究的是同一个中国，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使用材料都是共同的。而这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我们应该注意，外国的中国学虽然称作“中国学”，但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所以我老是说，所谓“中国学”首先是“外国学”。因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它本国的、当时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第一步就应该把“中国学”还原到它自己的语境里去，把它看成该国的学术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一个部分，不要以为他们和我们研究的是一回事。第二种缺陷是我们对于海外中国学的表彰太多，模仿太多，西洋风气一来，人们就会觉得很新，有点像时装潮流一样，仿佛越新越好，一看到西方的新方法、新理论，经常会有一种震慑感，于是无法在平等的平台上彼此对话、互相批评。所以，我们提出“批评的中国学”，就是希望推动一种能够跟海外中国学真正互相理解和对话的取向。

应该承认，海外中国学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它的长处在于把海外当下思考的问题、流行的新理论和使用的新方法，融会在中国具体历史、政治、文化研究中，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让我们觉得历史、政治、文化还可以这样去分析、去研究。不过，尽管海外中国学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决不应该跟风，因为他们毕竟是外国人，他们有自己的语境、自己的立场和自己的角度。

几本海外中国学新著

我从近一两年出的新书里挑三本书作为例子吧。去年我们曾经邀请一位过去在加拿大、现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他已有三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分别是《纵乐的困惑》、《为权力祈祷》、《民族的构建》，还和人合编了一本《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2008年他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新书Death by a Thousand Cuts，讲的是“凌迟”。这个题目他曾经在我们文史研究院的“复旦文史讲堂”讲过，这本书反映了西方中国学家对于原来“西方中心主义”的看法的深入反省，对此我们应该表示敬意。卜正民和一位研究法律史的西方学者合作，从1904、1905年的法国士兵拍摄的一些照片说起，这些照片的内容是记录“凌迟”之类的酷刑。卜正民和他的合作者从这里入手，指出这些照片带回法国的信息，无非就是证明中国人真野蛮。但是，他指出，欧洲人已经忘记了，他们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酷刑。那么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代表了最近这些年西方学术界对于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说代表进步之现代性的反省。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受到了诸如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影响。但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又考证历史，指出凌迟即使在中国也有一个历史过程，过去是没有的，或者不入法律的，被正式写入刑律、被赋予合法性，要到朱元璋时代了。西方人在很长时期里认为中国人一直有很多残酷刑法，实际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相对短暂的过程，到了1905年由于沈家本这批人的努力，其实已经从法律上废除了这类酷刑，而法国人的照片恰恰拍摄于这段时间，就把它当成定格的历史记载在照片里，就给西方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卜正民及合作者想说明的问题，我的理解是所谓的文明与不文明、文明间的差异都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在这个课题的背后，你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于西方文明的历史追溯和深刻反省，当他们把这个思考用到中国研究里面，中国研究一方面就具有了关涉全球的普遍意义，一方面就凸显了中国问题思考的西方理论背景。我七八年前去荷兰莱顿大学时，参观过高罗佩的藏书，其中最让我吃惊的是，他收集了好几种西洋人画的行刑图。我当时还记了一些笔记，有一组12幅1750年西方人到中国来画的《行刑图》，这个时代比马戛尔尼访华还早呢。高罗佩收集的这些《行刑图》上，有带脚镣的、有绑在长凳子上的、有铐在铁柱上的、有拿棍子打屁股的、有夹缵手指的、有砍头的、有把头挂在笼子里示众的、也有像“文革”那种把人衣服剥光了，脖子里插块牌子放在箩筐里游街的。这种图像在西洋人那儿很多。这种对中国文明不公正的历史记忆，在卜正民那里之所以能够被颠覆，不仅跟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有关，也跟一些具体的历史理论背景有关。比如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一开始就讲到五马分尸在法国几百年前就有，但是，渐渐当权者明白，公开行刑是很危险的，因为，尽管这个人的肉体被消灭了，但万一他表现出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这就等于根本没有达到公开行刑为了教训公众的效果。所以，从卜正民的新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点，西方中国学研究，一方面跟西方反省的理论背景有关，另一方面是选择课题的兴趣点或者关注点，和中国人按照传统历史观念选择，是很不一样的，中国学界也许很少做这种题目。所以说，西方中国学有自己的脉络，也有独出心裁的地方，这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