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德建交谈判 “隐秘”程度堪比惊险电视剧

[中国网]:

我们知道，梅大使在您的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其中有很长的时间都在德国度过。您既是中德关系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而且您也参与了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建交谈判工作。我们想问一下，当时两国的建交是怎一个什么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梅兆荣]:

中国和西德建交的大背景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说。

第一，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打开了局面。也就是说，当时毛主席有一个指示，在西边同西德建立外交关系，在东边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一来外交可以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这是一个背景。

第二，在西德内部，当时德国有两个，一个是民主德国东德，一个是联邦德国或者叫西德。在西德内部，当时的政府有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当时的联盟党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处于在野的地位，处于在野地位的联盟党内部当时提出来主张同中国尽快地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当时苏联采取扩张的政策，对西欧和中国都构成了威胁，所以西德的这一派力量主张联合中国来制约苏联。所以他们是积极的主张从战略上考虑和中国的建交。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总理弗朗特愿意和中国建交，但是要首先解决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要签订《东方条约》，他就不太积极了，要等一等，怕得罪苏联，影响他推行东方政策。

[梅兆荣]:

第三，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在那个时候不像今天这么好，当时苏联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之间有一场非常激烈的冷战，当然这个时期现在已经过去了。但是苏联还在某种程度上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它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很希望打开同西德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大背景。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作为中国来说，毛主席指示要想方设法打开同西德建立的局面。另外，西德的反对党积极推动同中国建交，执政党也不是反对，但是把同中国建交放在后面。当时的反对党派来一个代表，就是当时的联邦德国议会外委会主席施罗德。他到中国来，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他，和他进行了长谈，外交部的有关领导和他进行了具体的商谈，谈的结果达成了一个默契，就是中国和西德进行建交，而且就台湾问题达成了协议，就是中国和西德之间没有台湾问题，因为当时西德和台湾没有任何外交关系，也不承认台湾。虽然它也没有承认新中国，但是两边都没有承认，所以这个不作为谈判内容。施罗德把这样的默契，实际上是搞了一个内部的议定书，带回国内，交给当时的外交部部长谢尔，告诉他：“我和中国已经谈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联邦政府也同意尽快和中国进行谈判。

在1972年8月，中央政府任命当时驻波恩的记者王殊同志作为谈判的全权代表，因为在这之前，他在那里已经和德国联邦外交部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联系。同时，内部指派我作为他的主要助手，我当时也是唯一的外交官，作为他的助手到波恩进行谈判。这是大的背景。

[中国网]:

您当时在德国工作吗？

[梅兆荣]:

我当时在东柏林的驻东德使馆，我是二秘，负责研究工作，同时也是管新闻的，也是新闻专员。

[中国网]:

所以这场谈判是您和王殊老师两个人去进行的？

[梅兆荣]:

不光是我们两个人，当时还有在波恩的记者，还有代表团的翻译，我们组成了一个很小的班子，王殊是全权代表，我是他的主要助手，还有一名记者，还有一个新华社当翻译的同志，我们这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和德国方面进行谈判。我是从东柏林过去的，谈判的时候我还带了两个人，一个是报务员，一个是记要员。因为谈判的过程当中我必须要和国内联系，这个联系必须是密码联系，因为谈判当中存在什么问题不能公开讲，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记要员，也必须要有一个报务员。我们从有关使馆抽调了两个，由我带队，从东柏林，过西柏林的边界，到西柏林机场坐飞机到科隆机场，到了驻波恩的分社开始工作。

[中国网]:

这个谈判从您到达波恩就开始了吗？

[梅兆荣]:

我知道你们想听一些故事，我可以简单地说一下。当时因为王殊已经在波恩了，另外一个记者也在波恩，还有分社的翻译也在波恩，真正从东柏林过去的只有我们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报务员，一个是记要员，我们三个人当时是很秘密的从东柏林悄悄地到西柏林。坦率地讲，当时我们不愿意让记者们知道，记者们如果炒热恐怕就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是很保密的，带了大概几百公斤的电台设备。那个时候的电台设备不像现在这么先进，那个时候比较笨重。我们使馆的车子把设备运到西柏林机场，进行托运。

我们从柏林的机场到波恩，之前我们也没走过。当时东柏林和西德虽然属于一个国家，但是实际隔得很远，德国外交部派了一个官员到西柏林机场接我们。但是这个官员我们没有见过，事先通过内部约定好，在机场有一个暗号来接头。暗号就是我手里拿一篇《每日经报》，是西柏林的报纸，对方也拿一份这样的报纸，到机场候机室见面，用这样的暗号来识别对方是谁。这样我们就接上头，在这位官员的陪同下，从西柏林坐飞机，经过一个小时的飞行到达。

当时我们的工作条件非常简陋，我们的报务员和记要员都很出色。报务员没有带很多设备，如果要架设备要临时买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天线，到当地买了两个杆子，我们中午到达，他升杆子起来，晚上5、6点就和北京联系，第二天就开始谈判。谈判的时候可以通过密码电报报回国内。

[中国网]:

我听到梅大使讲的故事特别有神奇的色彩，让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电视的画面，在机场接头的画面，觉得很神奇。

[梅兆荣]:

我见到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他是一个小老头，带了一个礼帽，还拿了那个报纸，完全是绅士的派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