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驻德大使生涯 最大挑战发生在1989年前后 成为一名"斗士"

[中国网]:

梅大使，我们知道在1988年的时候，您出任了中国驻联邦德国特命全权大使，其实也是驻德国的首任大使，您一直工作到1997年，工作了十年。

[梅兆荣]:

不到，将近九年。

[中国网]:

在这期间，我们想让您给大家回忆一下，在您的工作中，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或者平时的主要工作是哪些？

[梅兆荣]:

首先我想纠正一下，我不是德国的首任大使。因为中德建交是72年，那个时候我不是大使，还是新闻专员。88年当大使的时候，应该说是驻西德的最后一任大使。后来德国统一以后，是驻统一的德国的首任大使，这样更确切。

[中国网]:

我们现在说德国就是统一以后的。

[梅兆荣]:

对，88年它还没有统一，它统一是在90年，我是97年才回来。这段时间，整个东欧的巨变、德国的统一、苏联的解体，我在欧洲身临其境，我能感受到它的变化。应该说，88年我去的时候中国和西德的关系还是比较顺利的，比较好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我们在战略上有共同利益，都反对苏联的扩张，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在经济上，88年我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好，中国的市场对德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投资场所对德国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从经济上来说，双方互补性强，我们也需要进口德国比较高级的产品、技术，引进他们的管理经验。经济上互补性很强。

在那个时候，双方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都不一样。但是有前面两条，这一点已经不是最主要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就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着小道理，88年我去的时候，中德关系发展的很好。到89年开始就发生了一个转折，具体来说也是和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关系。国际背景是东欧巨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整个苏联东欧集团都往西边靠，再加上当时北京发生了一个政治风波，所以西方想对我们施加压力，他们妄想中国像苏联、东欧一样，可以改变我们，所以他们对我们施加高压，和美国一起对中国实行所谓的制裁。

[梅兆荣]:

因此，89年开始，日子就不好过了。围绕人权问题、西藏问题，他们对我们进行了各种各样无理的指责和攻击，这个时候比较难办。到了92年底、93年初发生了涉台武器问题，台湾希望从德国引进先进的潜艇，这个事情我们还是经过了交涉和斗争，应该说取得了胜利。德国联邦政府采取了明智的政策，最后拒绝批准售台潜艇。这个政策到现在仍然是很有效果的，是一次很成功的交涉。

在这之后又发生了西藏问题，围绕西藏问题联邦德国通过了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又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支持达赖分裂主义活动等等，这样使得两国关系不断发生问题。从89年大概到96年，一部分是对中国的制裁大概到93、94年开始调整政策了，除了所谓欧盟对华武器禁令到现在没有解除以外，所有对中国的制裁都已经解除了。因为欧洲国家看到他们实行的所谓制裁不但没有奏效，相反的给他们带来了不利。因为中国在被制裁的时候经济发展得很好，国内人民也比较满意，社会比较稳定，民族凝聚力增强，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地位也都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采取过时的高压政策，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影响它的经济利益。后来从94年开始，欧盟，包括德国都开始调整了对华政策，从原来非常消极的，转向积极地同中国的政治对话、经济合作，欧盟也出台了一系列的对华政策的文件。

[梅兆荣]:

但是另外一方面，从95、96年左右，围绕西藏问题斗争非常激烈。一直到96年10月左右，这段时间非常不好过，围绕西藏问题斗得非常厉害，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大家知道，德国的外交部长在联合国里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谈判时做了四点问题声明，明确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得干涉内政。最后经过斗争，问题就解决了。从96年以后，双方关系比较顺利。96年11月份，德国联邦总统访华，我陪同他一起访问中国。这段期间用江主席的话说是“雨后天晴”，一直到97年之后我任满，实际我是超期了。

[中国网]:

中德关系一路走来还是很不容易的，波折也很多。更不容易的是，梅大使的工作经历。您88年到任，89年中德关系就出现了转折，这之后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觉得您的外交经历可以用“风云外交”来形容，应该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描述一下？我想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在异地，在两国关系发展得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应该很有压力，更何况您的肩上担负着这么多的责任。您当时做了哪些工作？整个德国国内对您有什么样的压力？

[梅兆荣]:

应该说压力很大，但是也没什么了不起。首先，我深信我们是正义的。我记得我在一次电视台脱口秀节目，我事先准备得不够，没有考虑到人家会那么围攻我。但是人家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当时的对手是社会民主党的主席，有一些电视台主持人和德国人，他们都是站在一起围攻我的。我一看到这个场面觉得不妙，人家就是要围攻我的，所以我是尽量镇定自己。在我的周围全是德国人，我的身后就是一个中国人，就是我的司机。但是我觉得我身后有13亿中国人民，我代表中国人民的正义有什么害怕的，再有压力也没什么。

[梅兆荣]: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同的问题进行不同的工作，因为制裁中国，就是反华不是所有人都赞成的。经济界就很不满意，因为损害了经济人的利益。所以我大量地做经济界的工作，使他们从维护本身的利益出发，对政界、政府施加影响，这是我做的大量工作。另外针对媒体上对中国的诬蔑，必须要和人家辩论。那段时间，我作为大使，我做报告比较多，那几年中我做过报告大概100多场，小型的就是大老板的午餐会，二十多个人，最多的是一千人。在这种情况下要回答问题，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锻炼。归根到底，在这种情况下，真正起到作用还是我们国家的实力，党的政策实行的好，我是实行党的政策，依靠国家的实力和人民作为后盾，有了这些，心里就不会害怕。

当然作为个人，我尽量在技术上、文字上、用语上要适合辩论，要无懈可击，这个自己要下功夫，别人代替不了。正是因为这样的实践，对我来说是很好的锻炼，使我提高了自己的能力。从这一点来说是很积极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我想起来还是很有收获的。所以我说这段时间是锻炼了我，对我是非常好的锻炼。

[中国网]:

成为了一名“斗士”。

[梅兆荣]:

我在那个时候维护了国家的利益，我在那个时候最基本的两条，一条是国家的主权、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这是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必须要维护。另外，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人权也好、西藏也好，部分是不了解的，部分是处于政治偏见或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只有理直气壮的和他们斗，而且讲究策略，这样他们才能真正接受你，否则他们会得寸进尺。

[中国网]:

还要有勇有谋。在您和他们的接触中，您觉得德国社会和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的认识是怎样的？

[梅兆荣]:

德国老百姓总体来说对中国了解不够，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1972年中国同西德建交，建交以前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都叫“红色中国”，或者“共产党中国”，这些都是受西方的影响。虽然中德当时建交了，但是交往的不多，所以他们了解的不够。第二种情况，德国媒体、非政治组织常常对中国的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有偏见、成见的，所以搞一些对我们不友好的宣传，这些对老百姓还是有影响的。但是我觉得，现在随着双方两国关系经济方面的来往越来越多，包括旅游越来越多，凡是到中国来过的人，普遍反映他们在中国看到的，和在国内报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些不真实的报道会越来越在老百姓当中失去市场。

[中国网]:

我们还是应该欢迎他们来到中国，看真实的中国。

[梅兆荣]: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