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法建交被当时的西方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而轰动世界，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这对中国加强同西欧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而中法建交成为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次巨大胜利。12月31日，中国前驻法大使蔡方柏做客中国访谈，解密中法建交历程。

以下是访谈实录：

[中国网]:

这些国家在当时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中法顶着外界各式各样的声音，最终在1964年年初的时候实现了“握手建交”。在这之后不久，您参与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筹建工作，讲一讲您那时工作的状况？

[蔡方柏]:

当时是这样的。因为建交的时候，我已经从日内瓦大学学习结束，调到驻瑞士使馆临时工作，也是准备到巴黎去参加建馆的。到了2月份，宋之光代办带了六位组成的先遣组到达了中国驻瑞士使馆，我们有两个同志，我和我的一个同学调到瑞士使馆，准备一起到巴黎去的。

但是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当时双方强调建馆人员人数严格对等，法方来北京筹建使馆是六位，我们北京来了6位，再加上我们两个是8位，多个两个，这就不行了。所以宋代办就说，你们先待在这里，一方面熟悉一下业务，等过一阵子需要时你们马上就去。因此我就在驻瑞士使馆研究室工作，等于是实习生。

2月份时宋代办由于建馆先走了，到巴黎。到了4月份，觉得人手不够了，我们两个就到巴黎去了。

[中国网]:

有点儿好事多磨的意思。

[蔡方柏]:

对，所以4月份才去的。当时一共才8个人，司机、机要员、翻译、一等秘书等等，一共才8个人。

[中国网]:

现在很难想象只有八个人。

[蔡方柏]:

这八个人什么事情都要干。就我本人来讲，需要做口译就做口译，有什么案头文件需要翻译，就做笔译。因为当时去了之后，宋代办跟我们讲，现在人手比较少，都是多面手，有什么事就干。这是翻译的事。有时候比如要接待来访的人，要问清楚他要干什么，等于我起了门房传达的作用，弄清楚他是来讨论商务问题的，还是讨论文化问题的，还是讨论政务问题的，问清楚，然后找有关同志来接待。

有时候还要当采购员。比如我们自己做饭，吃的、喝的，还有办公用品，又去当采购员。有时候当通信员，因为当时使馆没有电传机，每天向国内发的电报，要机要员翻译成密码后，送到法国邮局发到北京来。有时候还做厨师，所有的人谁有时间谁做饭。我们租了一个临时公寓，住着八个人，办公、睡觉都在这里，一个很大的公寓。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

[中国网]:

任务很繁杂、很重，工作起来顺利吗？比如在跟法国打交道方面？

[蔡方柏]:

打交道本身来讲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对我们来讲，人生地不熟，办一个事情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举个例子。比如代办今天要去哪里参加一个招待会，地点在什么地方，谁都不知道，没有去过。等于在北京说去哪个胡同开会，要是一个外国人刚来这里，哪里都找不到。因此一般是比如代办今天下午有活动，上午就探路去，到底在什么地方要摸清楚。比如说跟法国某政要会见，某某部在什么地方，而且法国的单行线很多，你看着在那里，还不能去，得拐个弯过去。再比如说到机场走哪条路，走错了一下，就回不来了，要弯一个大圈才能转回来。在这方面的困难比较多。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因为建馆的任务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当时要把台湾的代表机构赶走。2月10日，法方通知了台湾驻法国代表，说中国外交人员到达之后，你们就不起作用了。这时他们就宣布断交、就撤走了。这个倒是扫除了一个大的障碍。第二，建馆的任务就是找房子，你不能老住在公寓里，因为建馆后大批人员要来，所以到处物色房子。我们就在现在的大使官邸这个地方物色了一个别墅，把这个别墅买下来，然后作为当时的大使官邸，大使来了以后有房子住。再一个我们可以搬进去办公，一个别墅毕竟是要比一个套间大得多了，所以就搬到那里办公，等着大使到来。到了6月份，黄镇大使到任了，这样建馆工作就全部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