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2009年2月22日文章：返乡农民工 记者：安德鲁•雅各布（ANDREW JACOBS）

中国，湖南谭家村——二十三岁的谭天英（音）是一个技术熟练的针线女工，曾在广州的工厂制作围裙和纺织品。她是1.3亿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他们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但现在，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前景却并不乐观。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加剧和中国出口的放缓，珠三角和一度繁荣的沿海地区制造业工作也迅速减少。过去几个月中，超过两千万农民工处于失业状态，对于像谭家村这样极度依赖外出务工人员收入的村镇影响则尤为严重。

从去年十二月开始，谭天英所在制服工厂有数百名工人被裁员，工资也因为美国订单减少而下降了三分之一。不久前，她登上一趟火车到外省打工，上车前，她说，“我希望还有工作，我不想回去做农民。”

中国农民工的福祉已成为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此外，北京也注意到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在上个月的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告诫政府领导人应对艰难时期做好准备，他说，“国家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为了缓解失业农民工的困境，中央政府已经宣布了一系列举措，包括职业培训，扩大农村医疗保险和农作物补贴，确保回家务农的人也可以谋生。十一月份推出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的建设工程，也被寄望吸纳一部分新出现的失业者。

但在这个湖南东北部的谭家村及其周边地区，多数人的生活依旧如常。随着农历新年在两周前结束，许多回家过节的农民工急着返回南方，希望重操旧业或是找到新工作。

这个镇上的两千居民中有四成在省外打工，而他们寄回家里的钱则是留守儿童和老人的生命线。买摩托车，交学费和盖新房，则是他们所得财富的具体表现。

谭天英家里的房子和邻居一样，都还未完全完工。从2005年开始，她在外打工的父母和哥哥花一万五千块盖了一栋二层楼房，但还需要九千块添置家电设备，并铺上白瓷砖墙面。她的父亲谭良生（音）今年五十二岁，刚刚失去了建筑工人的工作。他说，“我们没有储蓄，所有的劳动都在这房子里了。”在他身后，则是其大家族过去住的泥砖房。

在某种程度上，谭家村的居民比其他多数地方的农民要幸运。不像严重干旱的北方或是长期贫瘠的西部，湖南省水资源丰富，温度适宜，一年中多数时间都适合耕种。

尽管如此，六千四百万人挤在堪萨斯州一样大的土地上，多数人只能靠一小块土地设法谋生。在谭家村，人均耕地只有十分之一英亩。在深圳一家汽车修理店打工的龙丰（音）说，“虽然还不至于太糟糕，但如果大家都回来的话就会很困难了。”

在最近的城市株洲，政府官员则另有所忧。就业中心主任陈书先（音）就称更担心当地的三百七十万城市居民，他们已经适应了相对舒适的城市生活，“需要付手机费和房租。而农民总可以回到土地，依靠家庭积蓄。”

持这种观点的人很普遍。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常常承担着极为辛苦的工作，华中科技大学的三农学者贺雪峰称，许多工厂认为生产效率最高的工人到四十岁便多半无法继续工作。他说，“随着工人年龄增长，他们无法像年轻时那样高效、准确，因此会被自然淘汰。金融危机只不过让这个过程加快了两三年，使他们被迫提前回家。”

去年从广州的一个玻璃厂失业后，三十九岁的王利民（音）回到株洲郊区的家，希望能在附近找到工作。他说，株洲也能找到工作，但是那些工作通常月薪只有不到七百块，差不多是在广州半熟练装配线工人工资的一半。他站在自家门前说，“那点钱供女儿的高中学费都不够”。

王说，在南方打工十年之后又回来务农，但自己却并不喜欢种地，他的邻居们也点头附和。事实上，即便他们想种地，也很难挣到多少钱：一些最好的土地已经淹没在株洲城市的快速发展中。问及他的计划，王摇了摇头，看着手机，说正在等广州的朋友给他工作消息的电话。他说，“我就是希望听到电话响。”（编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