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德］　佳杰思（Ａｄｒｉａｎ　Ｇｅｉｇｅｓ）　译者　史竞舟

本书讲述的是一位德国“愤青”的传奇经历。作者身为西德公民，却自小受社会主义思想吸引，１２岁读《毛泽东语录》，１６岁时被西德共产党秘密派往东德学习。柏林墙倒塌后，他又作为记者前往俄罗斯；２０００年起在中国从事出版传媒业，现任德国《明星》周刊驻亚洲首席记者，常住北京。

随着东西德的最终统一，离开团组织的作者前往苏联，成了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在莫斯科，他不仅目睹了苏联解体前后的种种乱象，还意外获知了初恋女友桑迪惨死的噩耗。万念俱灰的作者辞去工作，决定只身远赴中国，去东方寻找新的希望。

１．探访初恋女友吃了闭门羹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柏林墙轰然倒塌。几天后，我乘火车前往东德卡尔·马克思市，想在去莫斯科之前见桑迪一面。

车厢里群情振奋，喜气洋洋。人们不再想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他们想要的是钞票和奔驰轿车。相比之下，我还是更愿意将希望寄托在苏联这个国度——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说，要建设一个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尽管青年大学不允许异国学员交换联络方式，但桑迪当初还是给我留了她的地址。带着忐忑和希望，我走近那栋漆成红色的高层板楼。这一刻我已经等了１０年。

门开了，探出的是一张老女人的脸。“我是桑迪在青年大学的同学，”我气喘吁吁地说，“她还住这里吗？”

“都什么年月的事了！离婚以后她和我们家没什么来往。”

“那您知道她去哪……”

“她跟个俄国佬跑了！”

过了好几秒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和我说话的人是桑迪曾经的婆婆。趁我不防备，对方抬腿狠狠踩在我脚上，我疼得缩了回来。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那里。跟俄国佬跑了？这么说桑迪现在是在苏联了。苏联那么大，想找她不等于大海捞针吗？幸好我马上就要去莫斯科工作，俄语也学会了。这一切或许都是上天的安排。

２．“避孕措施”太荒唐

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０日，我来到了莫斯科这座处于时代风口浪尖的城市。我试图通过德国大使馆寻找桑迪，但一无所获。

当在爱情上孤立无援的时候，我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德国的女权主义杂志《夏娃》委托我写几篇关于苏联年轻一代性生活的文章。尽管遇到不少阻力，但凭着执著，我还是采访到了几位年轻人，其中有医生、学者和女权主义者。

通过采访，我得出一个结论：苏联的青年男女采用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避孕措施，既不是安全套，也不是避孕药。一方面，这些避孕工具都属于紧俏产品，另一方面，社会上也没有相关的宣传教育。苏联的头号“避孕措施”居然是人工流产，听上去荒唐之极！我采访的女性大多有过四五次这样的经历，有些人甚至做过１０多次流产手术。

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里，我亲眼目睹了苏联人日常生活中的灰暗一幕。当时，我以记者身份陪一位２８岁的姑娘去做她经历过的第７次流产手术。踏进手术室的时候，只见地上鲜血横流，我被这幕景象惊呆了。更吓人的是，医生没有说一句问候或安慰的话，甚至连麻醉剂都没打，就直接操起器具开始实施手术。姑娘痛得大喊大叫，可医生只是呵斥道：“闭嘴！现在叫唤什么！早干吗去了？”

不给孕妇实施麻醉在苏联屡见不鲜，不光是因为缺乏麻醉剂，还因为人工流产的痛苦被视为“惩戒滥交行为的最有效手段”。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妇女解放”吗？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吗？我如此质问自己。

３．社会乱象让我费解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政策为新闻自由带来了生机，但他的改革几乎没有触动濒于瘫痪的计划经济体制，寥寥几项首鼠两端的举措，甚至把人民的生活推向了更糟的境地。

我发现，苏联的商场顽固地遵循着“能复杂绝不简单”的铁律。它们不是将收银台设在出口处，而是在商场的中心分设好几个收银台。比方说我要买牛奶，先得在卖牛奶的货柜前询问价钱，问好后再到收银台排队，跟收银员说“３个卢布的牛奶”，付钱的同时领到一张相应的票据，接着再到卖牛奶的地方排队领取牛奶。买完牛奶再去买面包，手续还是刚才那一套，任何环节都不能少。

作为共产党员，我曾对社会主义国家更懂得珍惜能源这一点深信不疑。而莫斯科的情形恰恰相反。所有住宅都由统一的中央系统供暖，而且暖气片上没有调节钮——苏联人不喜欢“个人主义”。每年从１０月１日至５月１日，国家会按计划拼命供暖，即使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也雷打不动。自行调节室内温度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开窗户。

一到５月，水龙头里就再也没有热水，居民们要忍受这种状况直到炎夏来临。据说，停热水是因为要进行“季节性大检修”，但没有谁能说得清修理为什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要想洗澡都得事先用炉子烧水。

面对种种令人费解的怪现象，我忍不住自问：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状况？改革到底带来了多少变化？这些是不是应当归咎于俄罗斯的民族天性？早在１９世纪，俄罗斯作家费奥尔多·丘特切夫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俄罗斯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