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涌现出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但从“中学西传”角度展开的域外汉学研究，则相对薄弱。顾钧的新著《卫三畏与美国汉学》，在对美国汉学兴起的基础性研究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客观地再现了卫三畏“美国汉学第一人”的历史形象。他的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可圈可点。

第一，《卫三畏与美国汉学》为美国汉学史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有着漫长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期西方对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从汉学的历史来看，西方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等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的认识和感受是变化很大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的认识是“真正的变色龙”。如果不了解这个历史，随便拿出一本西方汉学的著作进行评论，那一定会出现常识性的错误。为了客观地了解西方汉学的历史，进而把握西方的中国观，就必须做深入的国别汉学史的研究，从学术上梳理每个国家对中国认知的历史、人物和著作，这样才能摸清他们中国观变迁的内在原因。采取这样的学术路径，则必须从传教士汉学开始。正是通过来华的传教士，中国的知识才开始逐步向西方传播。正如费正清所说的：“这些传教士是中国和西方交流的桥梁，他们一手把西方介绍给中国，另一方面又把中国介绍给西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来华传教士汉学著作的成就评价不高。这主要是没有从具体的文本和具体的人物出发做真正的学术性的深入分析，而满足于一种泛泛而论的研究。该书从卫三畏的基本著作出发，从而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卫三畏的《中国总论》是美国汉学的奠基之作。他说：“法国学者考狄（Henri　Cordier）在《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中将《中国总论》放在第一部分《中国总说》的第一类《综合著作》中，这是放入这一类别中的第一部美国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将《中国总论》说成是美国汉学兴起的标志，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在作者看来，卫三畏的学术价值不仅仅在于《中国总论》成为19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和最重要的汉学著作，而且在于，从《中国总论》开始，美国汉学研究的新模式已经依稀可见。众所周知，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领导者和积极推动者是费正清，但“在他看来，卫三畏的学术成果中最重要的不是汉英字典，也不是关于扶桑和苗族的考证，而是《中国总论》，其副标题‘关于中华帝国及其居民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文艺、宗教等的概观’完全可以作为地区研究的‘课程提纲’（syllabus）来使用。从卫三畏一生的研究理路来看，他从总体上来说更接近于新的美国‘中国学’模式，而不是老的欧洲‘汉学’模式，应该说，他是20世纪出现的这一新的美国模式的导夫先路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由此，我们看到美国的传教士汉学和美国中国学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传教士汉学再不是游离于美国中国研究学术脉络之外的非学术的东西，而是整个今天美国中国学开端的一个基础。

没有对国别汉学发展的重要人物、著作和断代史的扎实研究，要想写出令人满意的国别汉学史是比较困难的。学术的发展是一个着急不得的事情，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扎扎实实地做好西方各国汉学发展史的个案研究，是推进国别汉学史研究的最好办法。这本卫三畏的个案研究则开启了美国传教士汉学的个案研究，这在学术上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