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最后两年，中国开始有了春天的气息，这股气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场讨论带来的。那时，我已完成了《法国文学史》的上卷，正在进行中卷的编写，不久将要面临对法国20世纪文学的评说。但只要一进入20世纪文学领域，就会碰到一座阻碍通行的大冰山：日丹诺夫论断。日丹诺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总管，以在学术文化领域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著称，他把20世纪西方文化艺术统斥为“反动、颓废、腐朽”，一棍子打死，他的报告与讲话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引入解放区后，就被视为“马列主义的理论经典”，实际上成为带有权威指导性的“准文件”，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它的权威性仍然巍然未动，只要有这座冰山在，对外国20世纪文学的研究、翻译、介绍，就根本无法正常进行，只能一骂了事。

这时，我四十出头，在研究工作岗位上已呆了二十来年，刨去“十年浩劫”，也算有“十年寒窗”的苦读，虽不敢说有多么深的学养，但以自己在西方20世纪文学方面的积累，也深知日丹诺夫论断之有悖于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文化遗产那种赞赏有加的典范风度。说老实话，我对日丹诺夫的反骨早已有之，就是何时揭竿而起了。“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有理由重新审视历史传统了，有理由清除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时弊与陈词了。当然在外国文学、艺术、文化、学术的领域破除坚冰的时机也到了。问题在于我要把这件事做多大，怎么做?

当然，揭竿而起，首先需要有一篇旗帜鲜明、论据充分、有系统、上层次、有学术分量的“檄文”，由于预见到未来的“轰动效应”，我满怀热情地做了这件事，下了不少功夫准备这篇文章。其次就是在什么场合，通过什么方式来宣示这一“檄文”了，正好我当时担任了两个学术职务，给了我甚为广阔的施展空间，一是外国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研究室主管科研业务的副主任，一是研究所当时的“机关刊物”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的“执行主编”，这给我的“三箭连发”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三箭就是：

之一，1978年秋，在外国文学第一届全国工作规划会议上作“揭竿而起”的长篇学术发言《现当代西方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亦即早已准备好的那篇“檄文”，矛头集中指向日丹诺夫论断，并对20世纪西方文学中一系列流派、作家、作品进行了比较深入具体的分析，重新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整个报告很长，讲了将近两段时间共五六个小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篇幅是专论存在主义文学与萨特的。这次长篇发言时在座的有外国文学界老、中、青三代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专家，包括朱光潜、冯至、杨周翰、伍蠡甫、草婴、王佐良、辛未艾、罗大冈等等，报告受到热烈的欢迎，会后，朱光潜将我推到周扬面前加以介绍，并说：“他的报告讲得很好啊!”鉴于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因此，这个报告也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之二，紧接着，将上述报告整理为约六万字的长篇论文，在当时唯一一家外国文学评论刊物《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分两期连载。

之三，在我主持工作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上，有计划组织、刊载了题为《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的一系列笔谈文章，扩大“揭竿而起”的声势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