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7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7日刊文说，延续了将近三个星期的新加坡中国客工劳务风波，现今已逐渐趋于平息。不过，从风波在上月中的产生，客工采取集体行动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与缴交的中介费，到人力部介入调查与处理的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新加坡劳务市场存在相当大的“偏差”，须及时纠正。如果这其中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类似的风波和困扰仍旧会发生。

　　文章摘录如下：

　　由于新加坡八百多名中国客工工作准证被取消而产生的劳务风波，在新加坡人力部介入与安排下，目前已显见结果。人力部5月6日发表的文告表示，在当局受理的案件中，420名(即83%)客工接受一千多元的遣送配套回国，而另66名客工则选择在特予延长到5月11日的逗留期间内尝试转换雇主，以继续留在本地工作。客工也得到雇主的相关补偿。

　　上月13日事情发生后，客工萌生愤愤不平与焦躁难耐的心绪，是很可以理解的。这批由本地几家建筑承包商聘请客工，工作准证突被取消，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而他们总共支付的近500万元中介费，以及被雇主拖欠的数个月薪金，也没有下文。更令这些客工着急的是，由于没有工作准证，他们得于两个星期内，即4月27日之前离境。

　　大群客工到介绍他们到来工作的劳务中介公司去，想讨回公道，但不得要领。而130名曾到人力部理论的客工，却由于聚集不散达四小时，造成纷扰，人力部得劳烦警方劝请离开。

　　诚然，人力部及时派人了解来龙去脉，进行劝说与处理，帮忙安排客工的临时住宿，并协助他们渡过目前的困境，都有助于风波的平息。但客工风波仍然值得深一层探究。对于聘请外来客工，新加坡的法令不可谓不严格。因为根据“雇佣外籍劳工法”，雇主拖欠薪水或安排不合理的住宿都是违法的。这起事件的产生，其实就是因为在人力部调查时，三家雇用客工的公司无法向当局出示相关证件，如公积金缴交文件、工程确切地点等，而导致给它们发出的工作准证被取消。

　　但，为什么同样的事件，会不时发生？问题的根源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这类“畸形现象”的出现不可杜绝？显然，法律制订与执行的严厉，并不足以彻底解决其中环环相扣的复杂问题。根据新闻采访与读者投函所反映，劳务中介运作的盘根错节，以及一些贪婪雇主利用客工人头收费牟利，或许也是客工问题产生的一个重大原因。

　　针对日前的这起事件，前业内人士李建锋曾在4月27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上发表《透析劳务中介行业》一文。作者指出，据新闻报道，受影响的客工中，中介费最高达1万2000元，最低的也有5700元，这对于来自中国的客工都是不小的数目。据他所知，以往一般的中介费是在4000元左右。那么，“费用”为何节节攀升？

　　这位前业者认为，中介费数目之所以上升，是因为“中介”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从事中介的业者越来越多。而中介行业抢饭碗的现象日趋激烈，一些业者就以向雇聘客工的老板塞钱，以取得生意，导致中介费的水涨船高。人力局的新法令让行为不当的中介与雇主双双承担责任，也可能导致两者之间互相包庇的恶果。

　　使问题更形复杂的是，“中介”里面分为本地新加坡的中介，和客工的源头——中国的中介，而中国方面的中介却分有层层级级。由此可见，问题既有本地的因素，更有外在的因素，两者相互交织，确实不易处理。

　　劳务中介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让人联想到私校教育曾经发生的一些偏差。最后是出动教育部立法与执法，不只在消费层面上，而是在教育层面上作品质的保证，才使私校良莠不齐的情况得以控制。

　　劳务中介与教育中介当然有所不同，因此也需要对症下药地处理。目前的当务之急，或许是劳务市场的规范与整治。在这方面，当局不妨多听听业内人士的意见和反馈，以便制定更有效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