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运动及杜威来华讲学九十周年

1919年年初，杜威教授和他的夫人阿丽丝离开美国到东方旅行。本来是纯粹为了消遣的一次旅游，可是在他们从旧金山启程以前，东京帝国大学就有电报给杜威，请他作一系列的讲演，他答应了。以后，他又接受了日本其他学术团体的邀请，增加了很多讲演场次。

杜威的东游是个很好的契机，于是中国有五个学术团体联名请他。当时虽是北洋政府统治，但是民间学术社团与外国人交往却无任何限制。五个教育团体请他到北京、上海、南京和其它几个城市讲演，他也接受了。发起这件事的是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杜威的及门弟子，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知行学会等五个团体。

4月底，胡适专程从北京到上海去欢迎杜威夫妇。杜威夫妇是在1919年4月30日到上海的。5月2日，胡适便在上海讲演杜威的实验主义，这是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先作杜威哲学通俗性的疏解，以为杜威正式开讲的导启。5月3日，胡适给蔡元培写信，说:

杜威博士夫妇于三十日午到上海，蒋(梦麟)、陶(行知)与我三人在码头接他们，送入沧洲别墅居住。这几天请他们略略看看上海。昨晚上我在教育会演讲实验主义大旨，以为他明日讲演的导言。……五日他去杭州游玩，蒋梦麟陪去。……在杭州约住四五日，只有一次讲演，回上海后，住一二日，即往南京。大约三星期后，即来北京。哥伦比亚大学似尚无回电来，昨晚与梦麟商量，可否请先生商请教育部发一正式电去，电稿另纸录呈，请先生斟酌施行。……我送杜威先生行后，即回京，约星期三、四到京，请先生告知教务课，续假两日。(《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8日)

杜威夫妇原来打算过了夏天就回美国，后来他们变更了计划，决定在中国留一整年。这是由于五四运动大大地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要看一个究竟。哥伦比亚大学准予杜威教授一年的假，以后，假期又延长到两年。所以，他在中国的时间总共是两年又两个月，就是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

杜威夫妇对于那次五四学生运动感到浓厚的兴趣。杜威小姐(AliceC.Dewey)在《杜威夫妇书信集》("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Jan.1920)的序里是这样写的:“为争取统一、独立和民主而发出的热烈奋斗，正在中国展开，这一奋斗，迷住了他们，使他们改变了计划。原来的计划，是预定1919年夏天就回国的。”为了帮助今天的读者理解当年的五四事件何以对一位美国思想家产生那样大的魅力，就有必要把五四运动和它波及全国的影响，重述一个大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几个月，巴黎和会在讨论和约最后部分的若干条款。因为德国是战败国，所以，中国人的希望是想在和会里靠威尔逊的十四点理想把若干不平等的国际待遇纠正过来。但是，到了1919年5月初，中国得到了确实报告，说是威尔逊总统对于中国所提出的山东问题的要求，已经无能为力了。中国所要求的，是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及一切经济利益，可是日本竟蛮横无理地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及一切权益，无视中国的战胜国及宗主国地位。由于日本代表团的霸道作风，在和会上的胡搅蛮缠，迫使会议决定将山东问题交由日本与中国直接谈判。这样一来，中国的代表团没有办法；中国政府没有办法；中国人民失望、灰心，但是也没有办法。

5月4日是个星期天，北京所有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召开了一个大会，抗议巴黎和会的决议，并要求政府训令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拒绝这个决议。这件事完全是青年们爱国心的自动爆发。它是一代青年干预国是及国际事务的爱国之举。学生大会，经过一番激昂的演讲，通过一些决议以后，接着就是示威游行。当时因亲日政策而声名狼藉的外交部长，他的住宅被示威的群众冲进去，在座的驻日公使被殴打。在混乱当中，有人放火把房子烧了起来，这把火，或许是为要吓走示威的群众而放的。后来学生们在返回学校的途中，有许多人被捕了。这就是九十年前5月4日所发生的事件。

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传播开来，各地的学生和其他各界的人马上响应，形成了一个全国的运动。这时候，杜威夫妇还在上海。6月初是学生运动最高潮的时期，杜威夫妇到了北京，亲眼看到成千成百的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挽回权利。6月5日，杜威夫妇在写给女儿们的信里说:“此刻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大约有一千左右的学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学已做了临时‘监狱’，法学院的房子已关满了人，现在又开始关进理学院的房子。”

同一天晚上，他们又给女儿们报告一个最惊人的消息:“今天傍晚，我们从电话里知道，把守北京大学周围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们住的帐篷也都拆掉了。接着，在那里面的学生们开了一个会，决议要质问政府能不能保证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证言论自由，他们就不离开那里。因为他们是打算还要讲话的，免得再度被捕又关进来。这些学生不肯离开这个‘监狱’倒给政府很大的为难。”

据后来杜威夫妇的解释，政府这样丢脸的屈服，是由上海的商人为抗议成千的学生被捕在前天罢市了。他们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地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