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思想革新运动。它实际上影响了和改变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它对现代中国的佛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就是这种影响广泛性的一个具体表现。在佛教中，20年代有宣传“佛化新青年”的刊物和主张，在基督教则有“基督教新思潮”或曰“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主张和推动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是北京基督教学校事业联合会中的部分成员所组织的“证道团”(后来改称“生命社”)。他们在五四新思潮的刺激和影响下，希望借助五四新思潮的力量，推行基督教的“中国化”(或曰“本色化”)，实现他们革新中国教会，并从而实现改造中国的宏图壮志。

推动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成员来自燕京大学，其骨干成员主要是燕京大学神学院的两任院长刘廷芳和赵紫宸，以及1928年后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等人。赵紫宸和吴雷川的主要贡献，是从理论上重新诠释基督教神学理论，把基督教历史化、精神化、人格化，祛除基督教的“神性”而阐释其“圣性”，从而与中国儒学的古圣贤哲相勾连，以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而刘廷芳则是这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杰出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并且采取了完全自由开放的态度，他在理论上，除了基督教神学之外，相当一部分则是借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刘廷芳对胡适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理论主张，完全持欣赏和赞成的态度。他从一个基督徒的视角来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命题，并将其纳入基督教革新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一系列主张。这些主张的要点是：(1)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化的重生”(文艺复兴)，是在创造一个新纪元，前途不可限量。它与欧洲十五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后先相映”。(2)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评判”的态度，“研究”的方法，正是基督教革新所需要的精神、态度和方法。(3)新文化运动主张给基督教一个“自证”、“自评”的机会，对于基督教提出了一个“宜否存在”的问题。这为中国基督教会的革新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4)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社会改良的运动，其核心是求得“人生价值”的完满解决。这在本质上与基督教的“社会福音”、“将世界改作天国”是一致的。因为耶稣不但是一个宗教家，更是一个实行的社会改造家，所以基督教应当成为“活的基督教”，“人的基督教”，“社会的导师”，“社会改良的机关”。(5)新文化运动是“主赐教会的一个大机会”，它是“主的使者”，“预备主的道路”。所以基督徒应当去“研究”、“爱惜”、“帮助”、“指导”新文化运动。而要做到这一步，基督徒则必须先行自我反省、改良，“求主给一个新生命”。

刘廷芳为推动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做了大量工作：(1)革新中国基督教会，推动中国教会由分裂走向统一，并于1922年成立中国基督教会的统一组织。(2)推动教会大学的改革和大学教育的改革。(3)自1920年秋-1924年秋担任《生命》月刊主编期间，对《生命》月刊作出一系列的改革：组织了月刊的“特派委员会”，增添了新的栏目，出版了十几个专号。(4)就基督教问题与“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展开对话。(5)力推“基督教文字事业”改革，奠定了白话文在基督教宣传中的地位。(6)倡导和推动基督教新文学创作，从而使现代中国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基督教文学作家和作品，其中，基督教新诗和圣经故事的重写，尤为突出。（方锡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