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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6-04 10:15   发表评论>>

李长莉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下文简称为《生活方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一书是继她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下文简称为《生活与伦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之后的又一部新作,值得一读、一品、一评。

《生活方式》一书的重要概念是“生活方式”,说起“生活方式”,不能不提及李长莉的另一本著作《生活与伦理》,它可以视为《生活方式》的姊妹篇。《生活与伦理》虽然以上海为个案,但与《生活方式》一样,也讲述了服饰变迁、洋货流行、享乐崇奢、交通照明工具进步等社会生活的内容。这两本书都把“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可以说李长莉的历史研究与“生活方式”这个主题概念息息相关。

《生活方式》一书最基本的理论概念是“公共生活领域”。看到这个概念自然会联想到这些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倡扬的“公共领域”理论。李长莉的“公共生活领域”理论与国内外学术界倡扬的“公共领域”理论,在表述形式上多添加了一个词汇“生活”,这可能就是其理论的特色所在。在我看来,“公共领域”理论的本质是政治文化理论。无论是汉娜·阿伦特、还是哈贝马斯,他们谈论“公共领域”的旨归是政治现象、政治领域、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公共领域”理论的核心价值是政治、是权力、是人的权力、是人的生存状态。而李长莉的“公共生活领域”理论的本质是社会文化理论,是与“公共领域”不同的理论概括。

《生活方式》一书最能体现理论色彩的是“引言”和“结语”,一方面作者在“引言”拟定了这样的标题:“近代社会转型与生活方式变迁——‘公共生活领域’的形成”,她直接抛出了“公共生活领域”的理论概念,另一方面在“结语”中进一步阐述了“公共生活领域”的理论特征。“公共生活领域”这一概念作为本书的理论核心必将引起读者的特别关注。那么这一概念在《生活方式》一书中的基本意义是什么呢,其实作者通过多方面和多角度的阐述,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回答。李长莉是用“现象”、“标志”、“形态”、“主线”、“阶段”、“标示”等词义来强调“公共生活领域”在本书中的基本意义的。如作者用“现象”阐释“公共生活领域”的基本表述是:人类社会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出现新趋向,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由以往地域性、自足性、家庭村社式的分散型生活领域,日益扩展形成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的‘公共生活领域’。”这个“现象”讲的是生活领域的形成变化,突出的是形成变化的过程和结果。

《生活方式》中通篇都在展现着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洋货的输入与流行,洋货流行涉及日用、衣物、食物、玩好、器物多种类别;机制日用品的增多,使贫富、上下阶层普遍购用,并由城市扩至乡村;钟表的使用方便了城市的近代工商活动和公共生活,增强了人们的生活效率;照明工具的进步,使人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夜晚时间,提高了时间利用率,同时为城市夜晚的公共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交通方式的变化,人们出行更加快捷,舒适和方便,使大规模的工商业活动、跨地域的大市场及大范围的人口流动成为可能;电报、电话的应用,使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信息封闭状态被打破,开始了异地信息共享、信息即时交流的新时代,中国人开始尝试近代社会大量快速信息交流的新生活;洋布的普及使城镇一般市民的日常衣着消费方式更趋市场化和大众化,使一般市民衣着习俗更具时尚化;女子放足,行走活动不再受小足的束缚和限制,行走活动能力大大提高,能够走出家门,走上社会,甚至不怵长途远行;妇女可以入戏园看戏,开始享受这种文化娱乐的权利,妇女看戏使戏曲观众增多,促进了戏园业更加兴旺;休闲娱乐活动日益大众化,促进了城市休闲娱乐业的发展;星期休息制度使人们的休息娱乐时间得到了保证,促进了社会交往与公共活动,有利于人们日常活动的计划性;游览公园,成为新式公共休闲活动,人们进入公园游览,或免费,或只收取低廉的入门费,一般市民都能承受。从此,公园不再只是有钱人才能入内享受的高档消费娱乐场所,而成为平民化、大众化的公共休闲之地,各个阶层的市民公众,都可以自由、方便地到公园游览娱乐;体育也成为休闲,近代以后,西方一些体育运动类休闲形式陆续传入,人们也开始有所接受,民国以后,无论城乡各级学校,举办运动会成为常态,一些机关也有举办,开运动会时往往邀请各界人士前往观看,成为当地的盛事。以上只言其大略,我们就已经感受到近代中国生活方式变化的范围之广、影响之大,而生活方式变化的意义在于它产生了社会文化的效应。这种效应实际是社会转型的体现,是近代文化转型的反映,也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正是按照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生活方式》自然对社会文化效应的论述用力最多。作者在阐述生活方式的变革之后,都要对其社会文化的意义进行分析和剖示。诸如作者在叙述了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洋布的普及、服饰僭越之风、服饰洋化和多样化、男子剪辫、女子放足、茶馆休闲文化的兴旺、戏剧娱乐市场化、晚清上海新文化空间等等之后,对其社会文化的意义和社会文化效应均进行了深入地阐释。诸如,洋布衣成为中等阶层的主流衣着,在原来服制礼俗上下等级之间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等阶层,从而使服制礼俗上下等级的悬殊差别有所减弱;服饰崇洋风是崇尚西方文化的一种反映。将传统服式赋予负面意义,而将西式服式赋予正面意义,进而将废弃旧服而改易西式服式,作为弃野蛮而趋文明、变法求强、强国强种的一种标志,服式的改易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男子剪辫成了反清的符号、革命的标志,剪辫成为弃清朝拥民国、弃旧向新的政治标志。而西式短发成为文明、进步、健康、活泼等近代文明价值的象征。把女子放足上升到中西强弱对比,批判旧制度和强种强国的高度。

作者的分析,意在揭示:近代国人在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追求一种新的生活观念,即追求舒适、方便、物美、价廉、时尚、金钱、崇洋、标新、多样、健康、活泼的生活理念。作者的分析,是在揭示:近代国人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在养成一种现代意识,即自由、平等、文明、进步、独立、富强、自主、个性、开放、多元的近代文明意识。作者的分析,是在揭示:近代国人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开始摆脱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即摆脱愚昧、奴性、封闭、保守、不求效率的生活方式。作者的分析,是在揭示:近代国人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政治生活和政治意识也同时发生了变化,即出现清廷统治减弱、旧制松弛的变化,社会发生了等级淡化、变法求强、强国强种、崇尚民权、尊重个人、弃旧向新的新风尚。通过作者这样的论述和阐释,我们看到在近代生活方式变迁的过程中,蕴藏着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社会生活基础及民众基础,从而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与民众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梁景和)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李长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48.00元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 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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