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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清末电报网的出现与国家统一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7-02 14:15   发表评论>>

对当时国土面积达12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来说,“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的技术”还须以技术性地克服国土的空间距离为前提。如果中国试图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同时免蹈欧洲基督教大帝国解体时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的命运,那就要尽快克服国土的空间距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跨越式地”利用西方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技术及科学管理方法——这就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

电报在中国最早见于上海租界,戊戌之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已陆续设置电报局。在广设电报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是李鸿章,而且,他对电报有一种战略性的理解。

川流不息的电波将中国各地及中国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李鸿章这份奏片所体现的战略眼光和现代商业管理理念,远高于狂想“十万里铁路”的胡适。电报在全国动员以及“同步行动”方面具有的政治潜力,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并实际促成清廷的快速倒台。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即便从甘肃到北京须一百多天,从上海到成都须两个月,但甘肃、上海、成都和北京可在同一时刻互通音讯。不徒如此,万里之遥发生的事,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想象的共同体

1900年,张一麐入蜀襄试,其《古红梅阁笔记》记云:“以十月二十六日抵上海,章君伯初方往美国旧金山留学,询其行程,彼抵美只月余,余抵成都尚在其后。”他沿最快的水路走了近两个月,才抵达成都,长叹“吾国交通不便”。十七年后,胡适自美归国,从纽约乘火车北上加拿大,再横穿北美大陆,在温哥华搭船横渡太平洋,抵上海,陆路加水路,仅用一个月。

将时间换算成空间,则张一麐从上海到成都等于绕地球一圈。交通落后成倍放大了国土的距离。当时中国国土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路上走一年半载,未必能从京城到达最偏远的边疆,更别说全国的有效管理了。

“现代人恐怕很难理解曾经有这样一个世界,”谈到诸如中华帝国这种地域辽阔的前现代国家,安德森说,“在现代概念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疆域内的每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但是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面,由于国家是以中心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叠之处。因而,很吊诡的是,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竟能够轻易地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

由于低效的农业经济无力供养一个从中央一直延伸到每平方厘米的国土和每个臣民的生活的庞大官僚体系,这种前现代帝国对其辽阔的国土和分散的人民主要采取一种象征统治。各地人民效忠的通常不是一个现实国家,而是经由文字和经典从古代继承下来且已沉淀为集体无意识的伦常制度,它维系着一个抽象的国家观点。按安德森的标准,中国只是一个由众多各自为政的地方共同体组成的松散的“想象的共同体”,而非一个被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及国家管理技术高度整合起来的现实的政治共同体。

空间距离造成各地时间的脱节(本雅明所说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不相连”的各地方共同体只是处在日历上而非一体化意义上的“同时”。帝国呈现出一种时空断层结构,不成其为一个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不仅意味着主权在其领土的每平方厘米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还意味着国家对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控制。霍布斯鲍姆谈到欧洲现代国家时说:“国家亟需设计一套新的政府形式,以便克服技术困难,有效地管理国民,使每一个成年公民(意指男性),其实应该是所有国民,无分性别与年龄,都能直接受到政府的管辖与监督。”诸如国土测量、地图绘制、语言统一与标准化、邮政编码、住房编号、注册制度、身份制度、义务兵制度、强迫教育、户口普查、公共场所各种登记制度以及签证制度等,将每个国民的生活纳入国家的控制,“到19世纪,国家对人民的干涉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也变得愈来愈制度化”,“每一个国民都直接受到国家对个人行动的管理与牵制”。

与霍布斯鲍姆不同,冷战时代的汉学家魏特夫为论证现代专制的“东方根源”,征用法兰克福学派和韦伯分别用来分析“以技术而不是暴力实现社会全面控制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和“技术官僚体制”理论,认为中华帝国通过实施大型工程将全体臣民的生活置于国家严密控制之下,“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他还谈到帝国“四通八达”的驰道和驿道、“庞大而有效”的邮政系统等,并特别指出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如何高速有效地运转,如“帝国邮政将有关全国各地的情报迅速而秘密地供给政府”,众多驿差使帝国政府“一昼夜中可以收到需要10天路程的地方来的消息”。如此,他就把辽阔的中华帝国盆景化了。其实,作为一个松散的想象共同体的中国是在学习西方现代国家的“工具理性”的国家管理技术后,才开始变成一个全面控制的政治共同体。

魏特夫大大夸张了中华帝国政府对其辽阔国土的每平方厘米及每个臣民进行“全面控制”的技术可能性。韦伯早在1916年就说过,与中华帝国辽阔的疆域和庞大的人口相比,其官僚体制显得太小,“几个官员就几乎管理着一个面积几乎和普鲁士一个邦那么大的县”,而“政府居然认为靠这么点点专职官员就能维持下去,这实在令人吃惊”。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个“专制帝国”的各地处于相对自治状态,却并未导致帝国解体。这种现象,促使他对中华帝国的研究从官僚制度转向一种无形的制度(礼教),并把“文学之士”置于其核心,“几乎近于古埃及的文书和祭司合起来的影响”,他们使“儒学教育本身的威信,在被近代受到西方教育的本阶层的成员破坏之前,在民众中一直坚如磐石”。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 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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