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力

这个庞大的想象共同体在清末民初遭遇了严重的解体危机：外有列强环伺蚕食，内有“割据诸侯”占地为王，而汹涌而来的西潮对一直维系着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完整的儒教“名分大义”形成巨大冲击。1922年，政治自由主义者胡适与一班政论家起劲鼓动美国式的“联省自治”。他一面说中央政府已衰弱到“令不出都”的地步，“今日中国已无政府”可言，一面又认为“中央与各省分权”（此时，在他那里，“无政府”又成了一个大权独揽的集权政府，以致有必要和地方分权，而实际上，当时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地方势力太大，足以左右中央或者独立，林纾1919年忧心如焚地写道：“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是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纠纷的唯一办法，说“这两千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若各省自治，各订宪法，则“地方的权限加多，中央的掣肘全去”。当黎元洪以“地方自治”作为妥协方案时，胡适依然不满：“这道命令自然是应付那‘联省自治’的要求的。政府有意要避免‘联省自治’的名目，故只说‘地方自治’。这个理由，也不难猜测。‘地方自治’是对‘中央集权’而言，究竟还含有一个‘中央政府’的观念。‘联省自治’是以各自治区域为单位的，不必一定承认一个中央政府。”

联省自治派除了胡适这种书斋里的冥想家外（作为列强之一的美国并无外患，且各州政府一定会承认联邦政府，否则就有“南北战争”），还包括为他们的见解喝彩的“割据诸侯”。好在这种“民主”主张遭到北方和南方那些“还含有一个‘中央政府’的观念”（对胡适来说，此乃旧观念）的国家统一派的强烈反对。吴佩孚在通电中讥讽联省自治派“不惜分崩割裂以立法……以列强环视之国家供冥想之试验”，可谓一语中的。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试验的，因为它具有不可逆性。

联省自治派试图以国家权力的地方化来消弭南北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展开的连年混战。但从国家统一的角度看，军阀混战并非坏事。清末以来，伴随中央政府的衰微，地方军政势力迅速崛起，入民国后，中央政府更是徒有其名，无力“削藩”以达成国家统一。此时，各地方势力的混战就成了消耗地方势力的一种方式，消耗到只剩下一个强大的势力起而统一全国。令人担心的反倒是各地方势力不战而和，不承认一个高出自己的“主权”的中央政府，并签订一个中国版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那中国势必像17世纪之后的欧洲那样裂为几十个“民族国家”，不再“五族共和”了。

十年后，胡适才意识到“联省自治”对国家统一的危害：“今日之大患正因为五六十年来，离心力超过于向心力，分崩之势远过于统一之势，二十二省无一省不曾宣告过‘独立’，今日虽有名义上的服从中央，事实上各省自主的程度远过于美国与德国的各邦：军队是独立的，是可以自由开战的，官吏是省派的或防区军人派的，税收是各地自为政的，货物过省境是须抽重税的，甚至于过防区也须抽重税的：省久已成为邦，所以有‘由邦再组成国’的需要。”一年后，他又以相近的句子写道：“辛亥革命以后，从前所有一切维系统一的制度都崩坏了。中央政府没有任官权，没有军队，没有赋税权；而各省的督军都自由招兵，自由作战，自由扣留国税，自由任命官吏。到了后来，有力的督军还有干预中央的政治，中央政府就变成了军人的附属品了。离心力的极端发展，造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这种局面，使蒋廷黼悲观地说中国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当时不乏有人将中国现状类比为黑格尔时代分裂成几百个小邦的日尔曼民族。他们的思考与黑格尔思考日尔曼民族的非国家状态时如出一辙。黑格尔肯定会认为“想象的共同体”只是“世界精神”在其外化的某个阶段的一种形态，还不成其为一个现实的民族国家。当这个由古老的想象而非“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的技术”联系起来的松散的民族共同体遭遇民族危机时，就会立即显出马克思后来所说的“一袋土豆”的状态。他指出，日尔曼人太自由散漫，只看得见一个个日尔曼人，看不见一个共同的日尔曼国家，“个人隶属于全体只是在风俗、宗教、看不见的精神和一些主要的利益方面。在其余的地方，他不允许他自己受全体的限制”，“日尔曼的政治机构只不外是各个部门从全体中取走的权利和利益的总和罢了”，但“一个国家要求一个共同的中心，一个君主和代议机构，把关于对外关系、战争和财政的权力集中起来。这样的中心又必须具有必要的权力以指导这些事务，以执行它的决定，以维系各个部门使从属于它”，“按照国家的概念和国家权力范围的科学考察来加以规定的话，就可以看见，德国不能够真正地被称为一个国家”。

但对当时国土面积达12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来说，“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的技术”还须以技术性地克服国土的空间距离为前提。如果中国试图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同时免蹈欧洲基督教大帝国解体时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的命运，那就要尽快克服国土的空间距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跨越式地”利用西方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技术及科学管理方法——这就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