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网与政治共同体

如今的教科书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带进了“现代”，而清末洋务运动和新政运动只引入了技术和制度，没引入文化，所以全“失败”了。但失败者也有遗产。新文化运动本身就利用了清末民初诸多技术和制度方面的成果。即便不提“五四”新文化大多已译介于晚清，单就技术和制度而言，何尝不也是文化？它们对国民的时空观念和科学观念的影响决不逊于一本《新青年》；此外，如果1917年之后始有人提倡民主，那1912年何以建成民主共和国？

清末以来政府在财政极度匮乏的情形下引进的各种技术和制度（铁路、轮船、航空、电报、印刷机、邮政系统、房屋编号、国语统一、国民教育体系、强迫教育等），为日后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形成铺垫了技术、制度和社会诸方面的基础，不能为了把1917年神话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将其一笔抹煞。长城非一日建成。

自洋务运动始，铁路和轮船已陆续出现于中国，但其数量之少且分布不均不足以将偌大的中国连为一体。1928年，美国商务参赞安诺德绘制出几张有关中美两国人口分布、经济状况、生产能力和工业状态的对比图，胡适认为足以启发国人，撰文道：“我们试睁开眼睛看看中国的地图。长江以南，没有一条完成的铁路干线。京汉铁路以西，三分之二以上的疆域，没有一条铁路干线。这样的国家不成一个现代国家。前年北京开全国商会联合会，一位甘肃代表来赴会，路上走了一百零四天才到北京。这样的国家不成一个国家。云南人要领法国护照，经过安南，方才能到上海。云南汇一百元到北京，要三百元的汇水！这样的国家决不成一个国家。去年胡若愚同龙云在云南打仗，打的个你死我活，南京的中央政府又有什么法子？这样的国家能做到统一吗？所以现在的第一件事是造铁路。完成粤汉铁路，完成陇海铁路，赶筑川汉、川滇、宁湘等等干路，拼命实现孙中山先生十万里铁路的梦想，然后可以有统一的可能，然后可以说我们是个国家。所以第一个大问题是怎样赶成一副最经济的交通系统。”

胡适像孙中山一样羡慕美国纵横交错的铁路系统，并从中看出其对国家统一的巨大功用。但他们是狂想家，不考虑国家财政无力“赶成”一副完整的现代交通体系，而从列强借债，势必产生路权和主权问题，这又被他们当做政府“卖国”的证据。他们忽视了另一种更现代的通讯技术——电报，其重要性在于，在交通系统远不足以把全国连为一体时，投资少（不用举外债，主权在我）且建成快的电报系统至少可把全国连为一个时间共同体，这是后来全国同步的社会和思想运动的技术基础，而这样的全国运动训练了国民的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

电报在中国最早见于上海租界，戊戌之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已陆续设置电报局。在广设电报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是李鸿章，而且，他对电报有一种战略性的理解。就在张一麐沿水路向成都艰难跋涉的1900年，李鸿章奏请慈禧太后批准设立南北洋电报：“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踪，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曰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同治十三年，日本窥犯台湾，沈葆桢等屡言其利，奉旨饬办而因偱，迄无成就。臣上年曾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报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虞。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如安置海线，经费过多，且易腐坏。如由天津陆路偱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数万两，一年半可以告成，约计正线支线横互须有三千余里，沿路分设局机，常用用费颇繁。拟由臣先于军饷内酌筹垫办，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赀，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赀以充经费，并由臣设立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如蒙俞允应请饬下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山东巡抚、漕河总督转行径过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使损坏，臣为防务紧要，反复筹思，所请南北洋设立电报，实属有利无弊。”

南北洋电报于次年建成。不久，电报网就遍及全国。川流不息的电波将中国各地及中国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李鸿章这份奏片所体现的战略眼光和现代商业管理理念，远高于狂想“十万里铁路”的胡适。电报在全国动员以及“同步行动”方面具有的政治潜力，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并实际促成清廷的快速倒台。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即便从甘肃到北京须一百多天，从上海到成都须两个月，但甘肃、上海、成都和北京可在同一时刻互通音讯。不徒如此，万里之遥发生的事，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电报大大促进了各地方共同体对“同一个国家”的认同。它是时间和意识的加速器。假若说李鸿章引进电报反加速了清朝的终结，那么，西方发明的这种技术也成了列强瓜分和侵略中国的一个障碍——它们发现这个向来缺乏组织的国家已迅速动员起来。

以前因地理距离而处于不同时空的各地方共同体，如今被电报一齐带进同一个时空共同体。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能迅速变成全国运动，1918年11月欧战胜利消息能在同一刻传遍全国并形成举国同庆的场面，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运动能立即席卷全国，1927年的北伐能进展神速，与电报快捷传递消息和社会动员的功能密不可分；而且，电报也成为“国际运动”的媒介：巴黎和会期间，七千封电报从中国各地发向巴黎。这一切，在1900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电报网的设立，使这个处在“空洞的、异质的时间”中的古老国家第一次获得了各地之间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共时性。没有遍布全国的电报网及重要区域的现代交通网，1913年后分裂的中国不可能在短短十几年里再度获得统一。（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