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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苏俄文学出版:一个甲子的沉浮兴衰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8-13 10:23   发表评论>>

对中国读者影响深远的苏俄文学作品

开端

目前发现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俄人寓言》,发表在1872年的《中西闻见录》创刊号上,最早的单行本则是上海大宣书局1903年出版的文言文《上尉的女儿》,当时书名叫《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但俄国文学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在五四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刘文飞介绍说,充满人类情怀和社会变革思索的俄国文学,正呼应了那时国人探讨“中国往哪里去”的精神需求。所以俄国文学的翻译传播,主要是作为精神武器而不是艺术欣赏,被鲁迅称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法国启蒙思想、德国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文学被认为是五四运动的三大思想源泉。

当时的翻译作品大多是从俄国文学的日、英文译本转译的,而且“意译”的成分较现在要多,如鲁迅译《死魂灵》,丰子恺译《猎人笔记》,还有茅盾的翻译等。直到延安时期的周扬才开始从俄文翻译,《战争与和平》就有高植、周扬等三个版本。

抗战时期,苏俄文学汉译的重镇是上海时代出版社(译刊社),其背景是苏联共产党,实际上是中共在暗中管理,专门做苏联文学的翻译出版,里面的工作人员后来都是享受离休待遇的,草婴、冯雪峰等一批翻译家、编辑在文化战线工作。建国后,时代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直接过渡到新中国,被分散到人文社、上海译文等单位,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俄文编辑和译者。

第一次高潮

建国之后,苏俄文学的翻译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当时国内一切向苏联老大哥看齐,掀起“全民学俄语”的热潮。那时的苏俄作品出版体现了两大特点:第一是多,第二是集中。

所谓多,首先是作品多、印量大。记者查阅中国版本图书馆出版的《1949-1980外国文学著作目录与提要》的不完全统计表明,……而据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建华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58年底,不计报刊发表的作品,我国共译出苏俄文学单行本3526种,总印数在8200万册以上,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总量大大超过前半个世纪译介数的总和,被译介的苏俄作家有一千多人。

多了难免泛滥。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资深俄语编辑张福生感慨说,那段时间,苏联的作家差不多写点什么我们就翻译过来,连三流作家、不入流的作家都介绍进来了。而现在,一流的俄罗斯作家和二流作家的一流作品往往也不能都进入中国。

其次,是读者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很多经典著作和《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等歌曲一起,培养了国人的苏俄情结,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回忆。那一代的中国人很多人学过俄文,当时的说法是,俄语是社会主义语言,比资本主义语言英语要优秀,尤其是1958年赫鲁晓夫来华,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俄语热发展到高潮,全民开展俄语速成班教学。有的英语教员,放弃英语从头学俄语,学了几年,学成了,一天都没用,回头还是教英语。学俄语的国人对于苏俄文学的阅读要求也随之激增。

随之而来的,国内苏俄文学翻译出版的相应人才也多,出版社的专业编辑多。人文社直到现在仍然坚持的制度,翻译作品的责任编辑要求必须是原语言专业。那时,俄文编辑是外文编辑中数量最多的,从那时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人文社还有十多位俄文编辑,而负责整个北欧文学的编辑才一位。同时,专业翻译人才也多。北京大学俄语系在一段时间是北大最重要的部门,热门得很,不仅有专门的“俄文楼”,而且俄文楼门前停的高级小轿车最多,校领导都要在俄语系挂个名兼点事,表示“要求进步”和“革命”。俄语系成了大系,因为要承担全校的公共俄语课。以至于到了今天,北大俄语系已经是小系,人员不多,但离休人员的比例却是全校最高的。其他学校也培养了大量俄文翻译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俄文翻译的报酬也不错。上世纪50年代,社科院外文所老所长叶水夫翻译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得稿费9000块,在王府井买了个四合院(据说其实是一个小三合院),这是文化界很典型的一件事情。同样的工作,现在的稿费连四合院里的一个厕所都买不起。刘文飞笑称,那个四合院现在折价5000万。后来四合院拆迁,补给了叶先生三个三居室,而那时候,大家一般都住在筒子楼里。三个三居室那时候给人的概念,相当于现在的十栋别墅。当时翻译的高报酬一直持续到文革前。

但是,在“多”的同时,又“集中”。当时的出版社、译者和编辑都高度集中,看书的人多,但看的都是一样的书。学俄文的多,但翻译的人比例并不大。北京大学俄语系的臧仲伦教授介绍说,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两家可以出版翻译文学著作,而他们又必须通过社科院外文所的编委会开展工作。很多托尔斯泰、契诃夫等重要的苏俄作家也基本上是“包干到户”,出版社、译者、编辑都是固定的,不出名的翻译者常常会“插不进去”,只能绕开名家名著,找些小册子翻译。张福生说,那个时期的俄文编辑“专业”到了个人,编高尔基的就只编高尔基一人,不编托尔斯泰。

这个时期苏俄文学译介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一代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情感上都打上了苏俄文学的烙印。其次,当时对于文学创作和出版的严格管理,作协的建立和运行,对文学作品要求“阶级性”“思想性”的价值要求和取向,都与苏联类似。最后,除了与文学相关的制度,汉语言和文学创造的发展也受到直接影响。上世纪50年代是现代汉语的奠基时期,现代汉语在那一时期仍然处于形成阶段,翻译家的语言风格对于文学语言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对于汉语的发展也影响深远。今天的汉语有西化的成份,与那个时期的翻译工作有极大关系。草婴、汝龙、满涛、焦菊隐、钱诚、姜椿芳、曹靖华、戈宝权等老一代苏俄文学翻译家为读者奉献了数不胜数的经典译著,他们的再创作构成了现代汉语发展中的亮丽景观,同时也滋养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成长。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 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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