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报》8月6日文章】题：从汉学家到日本通（作者 著名东方学家欧福钦）

经常被问到为何选择记者这一职业，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会中文，了解这个古国的历史、哲学与文化。

我于1951年毕业于军事外国语学院，当时，《真理报》正好缺一个熟知中国、能去那里工作的中国通，求贤若渴的报社领导找到了我。进报社后，我才逐步掌握了记者应具备的基本技能。

从事新闻报道之初，我的确算得上命运的宠儿。50年代初，一切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消息，在苏联都大受欢迎。我是《真理报》所有驻外记者中最年轻、稿件见报率最高的。

语言非障碍而是桥梁

我开始在华工作，工作环境相当优越。“中俄人民世代皆兄弟”这句脍炙人口的歌词早已深入民心。中俄友谊并非只是国家领导人的铿锵表态、报章的洋洋社论，它与数万人的命运水乳交融。

在我就读的大学，中国留学生没有节假日，他们的周末都奉献给了阅览室，其勤奋被传为佳话。而支援中国“一五”计划的苏联专家，归国后其技术水平都突飞猛进。据他们透露，中国同行非常谦虚好学，经常向他们请教，不少问题甚至超越了他们的所学范围，令他们不得不埋头钻研。

中国人鼓励苏联专家锐意创新，将责任与风险揽到自己头上。年轻的工程师康斯坦丁·西林建起了第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

我有幸见证了上述充满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事件。因为无需翻译就能与地方负责人进行交流与沟通，他们将我视作“自己人”而非外国人，信任有加。

很多西方同行在中国都遭遇了语言障碍，但语言却成为我的沟通桥梁。只需引用几句古诗或是读懂汉语标识，我就能迅速博取采访对象好感、拉进彼此距离。识得方块字，熟谙中国历史，这是开启中国人心扉的最好钥匙。

总而言之，最初几年，命运的确对我相当眷顾。然而，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争执、中苏关系急转直下后，我突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弃儿。中国题材风光不再，我决定转学日语。我告诉报社领导，中文与日文之间的区别不比俄语跟白俄罗斯语的差异大，两国都用汉字，彼此国民也能相互交流。

我请了教师，但要迅速掌握第二门东方语言并不现实。返苏两年后，我踏上了樱花之国日本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