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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曲园后人俞泽箴与司徒雷登的交往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9-03 10:23   发表评论>>

1925年5月至1926年5月,浙江籍学者、俞曲园的侄孙、时任京师图书馆“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室”负责人的俞泽箴(1875~1926),被聘请兼任燕京大学国文系的教学工作,并且干得很出色。在此期间,他得以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1876~1962)有了一些交往,并建立了友谊。

俞泽箴与司徒雷登校长最初的交往,主要是出席校长的宴请。1925年5月,燕京大学尚处于创办的初期,各种事情都还很不完善。为了把燕京大学办成“中国最有用的”、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驾齐驱的名牌学校,燕京大学着重进行了教师队伍建设,辞掉了懵懂无能的教师,重新聘请了一些有名的中国学者到校任教,组成了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藉以提高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水平。俞泽箴、俞平伯叔侄以及马季明等,都是借此东风被招聘到燕京大学的国文教师。教师队伍基本确定之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于1925年6月10日,特意在西总布胡同燕寿堂宴请学校的教职员,俞泽箴、俞平伯叔侄与陈垣、吴雷川、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马季明等,均应邀出席了宴会。宴会之后不久,司徒雷登便为燕京大学的经费问题,第四次赴美国筹款,直至秋季开学时节才返回北京。司徒雷登在1925年夏日对燕京大学教职员的宴请,既是他赴美前的告别仪式,又是他对学校工作的总体嘱托。

除了司徒雷登校长公宴燕京大学教师的会晤之外,俞泽箴与司徒雷登之间还有单独的工作上的接触。如1925年10月30日,司徒雷登校长赴美筹款返京不久,俞泽箴就曾为学校的教学工作“访司徒校长于其私邸”(见俞泽箴《日记》),并与之进行了“长谈”。所谈内容虽然未有记载,但是,可以推知是燕京大学学校里的事情。因为所谈意见中肯,他得到了司徒雷登校长的信任。

1925年11月9日,俞泽箴收到了燕京大学校长室秘书送来的请柬,邀请他17日晚到司徒雷登校长家,出席司徒雷登夫人艾琳(Al ine Rodd)的招待宴会。后宴请因故延期一周。11月24日,俞泽箴如约至位于盔甲厂的司徒雷登校长家,“赴司徒夫人晚餐,会晤庶务长全君、农科蔡君及美教士马君夫妇及其少君、又司徒夫人伴侣柯夫人。司徒校长及其夫人颇殷勤。餐后至第二院赴教员联席会议,晤吴雷川。返馆已十一时后矣。”从俞泽箴的《日记》中,我们获悉,司徒雷登夫人宴请的美教士马君夫妇和乔治·柯里先生的夫人,都是她的好朋友,由此推知,俞泽箴也是作为朋友被邀请的,这让他感到愉悦。三天后,俞泽箴至燕京大学盔甲厂校本部,为文理科男部授课。课前,他与司徒校长晤面,先是“面谢二十四日之夜宴”,接着,又“略谈校中事”。作为司徒雷登校长的中国同事,俞泽箴以主人翁的姿态,关心着燕京大学的“校中事”,也令司徒雷登校长由衷感激,并建立了友谊。

1926年初,司徒雷登校长为校事所困扰的事,也让俞泽箴铭记于心。2月26日,俞泽箴在《日记》中写道:“晨至燕京大学,闻司徒校长病颇重,亦以校事不顺手所致耳。”表现出了他对司徒雷登校长的理解与关心。所谓“校事不顺手”,原因是多方面的。由燕京大学国文系惹出的事端,就是其中之一。从当年3月8日司徒雷登校长写给洪业(煨莲)的母校俄亥俄州卫斯良大学教授艾力克·诺扶的信中,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年的一点真情实况。他说:“你对洪业很关心,我得让你知道这几个礼拜来有些煽动者以示威游行为威胁,要迫他下台。他为提高学校的水平而严厉执行校规,激怒很多学生。而且他自信甚高,有人便借故说他没有中国人应有的风度,是个美国化、机械化、专讲效率的霸主。洪业以前的教务长办事甚松懈随和,所以洪业不得不加倍严谨,……当前的导火线,是一些跟他合不来的旧式国文老师,挑拨对洪业不满的学生,再有外边人火上加油;此地的中文报纸屡次暗示燕京大学这数月来表面虽异常平静,不久就会有事爆发。”史学家洪业时任燕京大学男校文理科科长。他拟改革振兴燕京大学国文系,因为操之过急和方法欠妥,伤害了一些人的利益,因此,惹了麻烦,弄得局面不好挽回,也难为了司徒雷登校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创办新型燕京大学的艰难。1926年3月18日,为反对日、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对中国提出的最后通牒,北京各界民众数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驳斥八国通牒。会后,游行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出境,遭到府卫队开枪镇压,当场打死请愿群众40余人,打伤150余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那一天,燕京大学男、女两校的学生不仅参加了示威游行,而且也死伤多人。那天上午,俞泽箴在燕京大学女校有课,只上了一节课之后,他就眼见学生们结队出校,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国民大会。午后二时许,他在京师图书馆中,听见南方响起了枪声,声若贯珠,为之懔然。询问路人,方得知国务院中正在围杀请愿学生。他立即打电话询问男、女两校的情况,然而,电话线路已经中断,无法接通。因为惦念燕京大学学生们的安危,他一夜“辗转不能成寐”。19日,刚好是星期五,他在燕京大学男校有课。他冒雪前往,方得知昨日的请愿,燕京大学有七名男生受伤,女生死、伤各一人,而这两名女生又都是他的学生。殉难烈士魏士毅的遗体已于18日夜间由燕京大学女校文理科科长、美国人费宾闺臣夫人(Alice.B.Frame)亲往领回,停放在燕京大学女校的礼堂中。在此情况下,课是上不了了。于是,他购买了一束鲜花,至女校吊唁他的学生魏士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魏生在二年级读书,人极温淑,无疾言遽色,遭此摧折,至堪惋惜。”那一天,他一直留在燕京大学女校,等待参加午后四时举行的追悼会。中途,他感到身体不适,“胸中作恶,所食皆吐”,然而,他仍然坚持参加完追悼会,才回到京师图书馆休息。

1926年3月23和24日,俞泽箴照例“晨起至女校”、“至燕京大学”男校,均未上课。当时,民国大学校长提议于公园中公葬殉难诸烈士,并来函征询意见。为此,他代替司徒雷登校长拟了一纸复函,告之:“当以此函转告魏士毅女士家属,取其同意,再行奉复。至于此案倘能成立,当然赞同。即魏女士遗骸未能加入,凡有公葬、公祭典礼,本校得有通知,决当敬谨参予,以慰殉难诸烈士英魂”。

俞泽箴不是校长秘书,且司徒雷登校长本人的汉语水平也很高,说、写中文均无问题。司徒雷登之所以要请俞泽箴代拟复函,无非是出于信任。由于俞泽箴亲历亲闻了事件的全过程,所以,由他执笔写的回信措辞就十分得体。这封出自俞泽箴之手的回信,就代表了燕京大学校方对“三一八惨案”善后事宜做出的公开、明确的表态。

司徒雷登校长一直希望燕京大学的学生能够跟中国公立学校的学生一样,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同时,他也希望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能够跟随公立学校的步伐前进,所以,燕京大学学生的爱国运动自始至终得到了司徒雷登校长的同情和支持。司徒雷登校长之所以格外信任俞泽箴,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因为他们是同龄人,容易谈得来。司徒雷登1876年6月24日出生于中国风景秀丽的杭州,会说流利而略带杭州口音的国语。据说他的中国话在洋教士中是出类拔萃的。俞泽箴1875年11月2日出生,祖籍浙江德清,杭州的西子湖畔就有他家叔祖曲园老人大名鼎鼎的俞楼。熟悉亲切的杭州口音,使他们感到亲近。其二,因为他们是前后脚来到北京的。1919年1月,司徒雷登受命创办燕京大学,从南京来到北京;同年秋,俞泽箴为了到京师图书馆就职,也从南方来到北京。这些偶然的巧合,使得司徒雷登与俞泽箴之间自然有了一种亲切感;济之以工作上的默契合作和对教育事业的尽心尽责,他们之间的互有好感和互相信任,就是很自然的了。

1926年5月,俞泽箴因身患重病,需要调养,不得不辞去教职。他的请辞报告,得到了司徒雷登校长的批准。5月24日,燕京大学男校文理科科长洪业代表司徒雷登校长,到京师图书馆看望了俞泽箴,并“奉司徒校长命,以银三百元见赠”。俞泽箴深受感动,当即写信致谢,托洪业科长代交司徒雷登校长。俞泽箴受聘于燕京大学总共只有一年时间,而在国文系任教前后也只有八个月,便因病辞去了教职。司徒雷登校长在学校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能够如此厚待一位兼职的中国教员,对于贫病交加的俞泽箴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对俞泽箴的关心,确实让人感动,因为他的夫人艾琳女士当时也正在病中。十天后,司徒雷登校长的夫人艾琳就在北京仙逝了,遗体永远留在了燕京大学海淀新址的燕园墓地。艾琳女士去世两个月后,俞泽箴也在北京病故。从此,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也就成了尘封的秘密而乏人知晓了。

俞泽箴在燕京大学的这段经历是短暂的,但是,他与司徒雷登校长夫妇的交往和友谊,却是值得传诵的。(孙玉蓉)

文章来源: 文汇报 责任编辑: 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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