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0月6日一期发表文章，题目是“以城市化进程解决社会矛盾的改革能否成功”，作者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中心所长大西康雄。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的城市发展有很多吸引眼球的地方。城市化比例以每年平均2%的速度递增，未来三到四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率有望达到50%。
正在进行中的“十一五”规划中提到要“形成特色城市群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中国国务院也基于这一内容制定了大城市改革计划。这在指引未来经济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计划中的三种模式引人关注
一是“沿海型”。其中典型代表就是今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计划。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决策可以说是国务院给上海吃了一颗定心丸。但在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问题上，上海目前的经济机能还难以达到国际化水平，因此也可解读出国家有意提升上海现有的实力。
二是“中部型”。最具代表性的是2007年12月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以武汉为中心，辐射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城市圈。湖北省提出了优先发展金融产业的口号，13名来自大型国有银行的管理人员被任命为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省内13个市的副市长。武汉的目标是成为吸引金融机构的数据中心、研究中心的“中部地区金融中心”。
三是“内陆型”。比方说今年5月被正式批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市就属于这个类型。除了到2020年实现人均GDP达10万元这样数量上的目标外，成都还提出了将城乡差距从现在的2.6倍缩小到2倍、统筹城乡公共服务等质量上的目标。
这三种模式暗示的发展方向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以沿海经济圈牵引整体经济。特别是要加强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唐山)几大城市圈在金融、物流和商业领域内的高水平经济机能。
第二，中部地区大城市在发挥沿海大城市补充机能的同时，将自身建设成为本地区的发展基地。
第三，在内陆地区发展大城市，借助城市化进程拉动城市周边农村地区的经济，包括在公共服务领域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差距。
这些措施都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维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基本方针。但是通过积极推进城市化和加强城市机能，谋求整体经济的质变这一点则是从来没有过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化进程将不可避免，不如以此为契机，着力解决差距增大等各种结构性矛盾。
为了把这一政策推广到中国全境，最需要的就是尽快取得相应的成果。这一着眼于10年后的改革能否获得成功我们将拭目以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