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践出真知

10月9日，在全世界的一片愕然中，奥巴马成为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虽然这次和平奖的颁发更多的是基于对他的主张全球和平发展的一种鼓励，但是也要看到,奥巴马得到和平奖并非偶然。这个单亲家庭培育的混血儿能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待伊拉克问题，更贴近民生地去思考医疗和教育改革问题，倡导无核世界，在联大会议上主动提出国际合作四大支柱，在G20匹兹堡峰会上，呼吁加强全球合作，推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改革国际经济秩序……所有这些倡议，正是顺应了当前的国际新形势。姑不论奥巴马现在在美国的支持率下降，也不论他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以及他在维护世界和平上还没有取得显著成绩，单单从他的经历，就可以看出，社会实践和服务民生的理念对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有何等的重要性。奥巴马的学术生涯，更是对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人才培养目标有不少启示。

作为精英化知识分子的代表，奥巴马是世界一流学府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芝加哥大学宪法学教授。早在哈佛读书期间，他就凭借其过人的智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担任了全美法学权威期刊《哈佛法学评论》的总编辑。在芝加哥大学，他是一位善于引导学生思维、能编自己的教材、颇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但是奇怪的是，他在12年的学术生涯中，没有发表任何学术成果，而且还拒绝了芝加哥大学提供的终身教授职位。如果放到中国目前社会科学界以论文发表数量为取向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来看，这简直不可思议。奥巴马的政治发展与他的学术生涯密不可分。他的学生们都知道，总统竞选中被问到的问题，他们在课程上早就讨论过。更令人惊诧的是，奥巴马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居然毅然放弃了在华尔街的资本主义精英生活，决定到芝加哥最贫穷的黑人社区从事社区服务。在三年的社工生涯中，奥巴马做的是改善社区的道路、照明、房屋修缮、劳资关系协调等具体细微的工作。他复兴社区的能力也成为他后来竞选的主要号召力。

在我们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当下，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和理论工作者在新形势下将往何处去？在重论文、轻实践，重发表、轻调研，重数量、轻质量的科研考核指挥棒下，高校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大学生就业难已经充分暴露出高校教育体制的弊端。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理论建设，坚持改革创新，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教育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肩负着重大使命，所以，必须认清全球大变革和多元化发展的形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国情，放眼国际，把实践性和创新性放在首位，以培养社会需要的复合多元化的实践性人才为目标。

二、改革量化指标是创新的必由之路

奥巴马倡导无核世界的思想早在他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写苏联核裁军论文时就有所萌芽。对奥巴马产生重大影响的他的母亲，克服单身母亲的困难和病痛折磨，奋斗近20年，才完成她的博士论文。而这篇呕心沥血经过多年调研积累而成的论文，不是什么鸿篇大论，而是对印尼农村铁匠业的分析。这在中国学者一年能出十多本书、发表几十篇论文、带十多个博士生研究生的学术数字神话背景对照下简直不可思议。可以说，奥巴马有成为芝大终身教授的资质，是与他的良好教育背景分不开的。

在中国，精心教学和深入调研似乎还没有受到那么多的重视，在CSSCI和S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几乎成为最重要的学术评价标准。为什么大跃进的时代早已过去，造成论文大跃进、谎报虚报成果、学术垃圾成堆的体制如此难以撼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长久存在的数字考核情结。升学率、招商引资率等数字单一考核体系，是影响科学发展和学术创新的最大桎梏。更不可思议的是，采取量化指标虽然人人喊打，但变革之难的理由居然是为了方便行政管理。在这种体制下，日益提高的量化指标给教师和科研人员造成很大压力，每天为完成考核东拼西凑写论文，制造大量“知识垃圾”，还要走关系、托门路发表。核心期刊收取版面费，一稿多用，抄袭剽窃，学风浮躁，谎报虚报成果，诸如此类的学术腐败现象得以滋生。殊不知，不重视调研，不通过一手数据来科学论证，不负责任地下结论，轻则误人子弟，贻害国家的百年教育大计，重则对政府决策产生误导，严重影响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按照这种考核标准来衡量以往的圣哲或学界精英，只怕会闹出很多笑话。孔子生前没有著作，《论语》的只言片语字数不多，都是他身后由学生整理出来的。陈景润十年专注哥德巴赫猜想，没有发表什么论文。鲁迅诸多成果也都不算论文。即使在国外学界，像诺贝尔奖得主苏尔斯顿，就没有一篇论文发表在高级的自然科学杂志上。用中国今日的考核体系来要求他们，估计他们甚至连讲师都当不上。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是以人的创造力为本；思维和创新不能以尺子和数字来丈量。科技创新能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以量化单一指标，岂能考核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岂能鼓励学者为建设创新性国家而勤奋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