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四次来中国工作的米歇尔·康·阿克曼，并没有像其他长期在中国的德国人一样来起一个又好听又炫的中文名字，他跟所有中国人打招呼的时候都会自称“阿克曼”，不太熟的人称他阿克曼先生，熟悉他的人称他老阿，他的下属称他阿总。称他阿总是因为他是“德中同行”项目的总监，但除此之外，他的常态职务是担任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负责大中国区的工作。

阿克曼在沈阳“德中大道”与小观众互动

阿克曼有着德国人大个子，一般身高的人站在他面前，要抬头看他，可是阿克曼却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压迫感，他是亲切开朗的。他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个非常善谈的人。

在认识他之前，就在很多媒体上看过对他的报道，可以说他已经算得上是文化名人了。但他曾很谦虚的说：“我只是一个小官”。但他所从事的事业，确实使得这个德国文人在中国的文化圈子里广为人知。1975年他两次申请DAAD奖学金终于成功，来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语言、然后上北京大学学习中国现代历史，是当时中国接受的第二批外国留学生，他是来自为数很少的来自德国的留学生中的一个。当时的同级德国同学现在大多在德国大使馆、大学、公司、媒体工作，在文化前沿领域，阿克曼是唯一的一位。而他在文化界的作为，也使得他在1988年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创立之初就来到北京任分院长一职，他在任期间，组织筹备了很多文化活动。之后的1994年，他又调任他处，但是在2006年，阿克曼又回到中国这块土地，担任歌德学院大中华区总院长，在这个位置上，阿克曼尽心尽力的为中德两个的文化交流做着努力。

同样是为了促进中德两国之间的深刻理解而举办的“德中同行”项目，赋予了阿克曼新的职责，他担任此项目的总监，为了筹备每次的活动，他经常作“空中飞人”。当问及“德中同行”为什么要选择与中国的二线城市合作，阿克曼表示：“中国的二线城市是发展极为迅速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发展很快，同时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们就是要走进这些城市，希望能够在更深的层次上与这些城市展开交流与合作，而不是走马观花，做一场秀。”

       推倒柏林墙

“东德和西德之间的‘柏林墙’已经倒了。可中国与德国之间有‘柏林墙’，人与人之间有‘柏林墙’，这堵墙无处不在！”阿克曼说。

阿克曼的大半生都在为推倒这些“柏林墙”而努力，有趣的是，在他的家庭中，国籍也是很多元化，丹麦、法国、犹太、俄罗斯，而阿克曼本人的婚姻，已经跑出了欧洲范围，他娶了一位中国女子为妻。

他出生在战后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和国际社会正处于一种急剧变化的年代，国际社会秩序正处于重建的过程中，对德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血气方刚的阿克曼很想有所作为，在他希望通过学习社会学来解决社会问题遭到挫败以后，他索性将自己关进了象牙塔，转学到汉学，在当时的德国，人们把汉学称为“兰花学科”，意为这个学科像这种植物一样美丽、稀少，但毫无用途。他还是拗不过内心的渴望，1975年，这个德国青年终于怀着对红色革命理想的向往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然而，他看到的中国却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他才知道，是他误解了中国，是很多德国人误解了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慕尼黑大学的汉学教授谈起中国古典文学头头是道，却没有几个人会说汉语。 由此，中国人和德国人是有隔膜的，但阿克曼从不认为这种隔膜感有什么关系，甚至后来他还多次谈到“误解”的好处，他认为：国家之间的误解也不是一无是处，正因为对对方有了误解，才会有去了解的欲望，如果太熟悉，就会陷入习惯性思维，很难有什么开拓了。“媒体上描写的中国不是实际的中国，过去的一个理想化的中国也不是一个实际到中国，而现实中的德国，也跟中国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的德国不一样，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推动互相理解，尽管这非常难！”

阿克曼在沈阳“德中大道”与小观众一起做游戏